2004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开始实施。为了向广大交通参与者宣传普及这部新法律，北京市有关部门制作了一本实用手册。其中对每一个条文规定的理由，都做出了解释。这样的解释不仅使人感到法律规定的背后是“有道理”的，而且在立法过程中是“有论证”的。在实用手册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四款“左右两侧车道的车辆向同一车道变更时，左侧车道的车辆让左侧车道的车辆先行”的解释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境中，究竟谁该让谁，是有不同的理由与根据的。实际上，各自的理由与根据用来论证不同的选择。这就要看，哪一个强，哪一个弱。我们选用这个案例，而不是首先选用一篇新闻评论，是要向学生者显示：论证过程在社会生活中几乎俯拾即是，它们与新闻评论中的论证并无本质的不同。它们是我们学习论证、观察论证的品鉴论证的丰富材料。

　　这个案例，作为论证强度的分析，主要是从论据强弱的角度来看。从论据强弱的角度看论证的强弱，是比较容易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四款：左右两侧车道的车辆向同一车道变更时，左侧车道的车辆让右侧车道的车辆先行。

　　［条文释义］：这条规则在制定时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右让左，即第三条车道上的车让第一条车道上的车先行。理由有二：一是第一车道是快速车道，有优先通行权，且速度快，不好让；二是左侧车辆向右侧变更车道有视角盲点，不如右侧车辆视线好。（相反的观点――文有脱漏）理由有三：一是由左向右变更车道是由快速车道向慢速车道变更，采取的措施是减速；而由右向左变更车道，则是由慢速车道向快速车道并线；是加速过程，车辆控制难度增大。二是为了保护驾驶人的安全。我国实行右侧通行的原则，驾驶人在车辆的左侧，左右两辆车撞到一起右侧车的驾驶人受伤的可能性大，从保护人身安全的角度讲，应当让右侧机动车先行。三是1949年9月19日的《日内瓦道路交通公约》的附件2优先权条款规定：当两辆均无优先通行权的机动车同时到达一个交叉点时，在右行制国家，右侧车辆先行；而在左行制的国家，左侧车辆先行。我国实行右行制，应当与该公约保持一致，应当规定右侧车先行。因此采用了第二种观点。在这种情形下，左让右，这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关于通过无交通标志、标线规定先行权的路口，右方道路来车先行的规定也是保持一致的，在变更车道时体现“右为先”的原则。这与中国古代右为上的原则也是一致的，容易记忆。当然主要是以保证安全为出发点。（引自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实用手册93－94页）

　　1、在这个案例中，判断论据强弱的标准，有价值的标准（比如，哪一个东西更重要，生命是价值最高的），也有事实的标准（比如，论据与我们当下论题的远近，对当下论题的实际影响）。对两种观点论证强弱的判断，就是针对不同标准的综合判断，是这样吗？

　　2、像这样“比论据”的论证过程，可以出现在两篇不同观点的新闻评论的辩驳之中吗？

　　3、在实际新闻评论写作中，如果使用较弱的论据，比如“中国古代右为上的原则”，会不会使读者对整体论证的强度产生怀疑呢？

　　在上面一个法条的立法过程中，两种不同的观点各有其根据，而且不止一条。主张“右让左”的论证有两条，这两条论据其实可以归纳为一条，那就是：从驾驶的实际情况出发，左让右比右让左更不容易。因此这两条论据力度差不多，是并列的关系，共同支持“右让左”。而主张“左让右”的观点却有三条似乎相距甚远的论据：第一条是驾驶控制难度，这一条与主张“右让左”的两条论据性质相同，力度也相当。第二条，则设想两车相撞后对生命危险程度。这是主张“右让左”的论据中所没有的。而生命，则是道路交通中最重要的价值。正是这种价值，使“左让右”的观点获得了最强有力的论据。而第三点论据“符合国际公约”，其实是相距较远的论据，因为一国的道路交通管理法，当然是协调自己国家之内道路交通参与者的权利关系，而涉及的当事者主要是自己国家的人民，因此是可以自行独立规定的。至于最后附加的一条论据--“中国古代右为上的原则”，则几乎没有什么论证力，因为它不仅与现在的社会生活相距很远，而且也几乎不被人们记起了。

　　从这个法条的论证过程可以看出：虽然主张一个观点的论据可以很多，但论据其实是有强有弱的。论据的强弱，既取决于它们对于我们生活的距离，与论点的距离，也取决于它们对我们的价值。法律之所以确定“左让右”，就是因为这个立法主张的论据中有一个特别高的价值--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