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书编者从历年学生的评论习作中选出的一篇。这次写作练习，要求同学们针对一位农民制造出汽车的消息写作一篇新闻评论。这篇作业的作者显然对我国汽车工业的现状，有较多的观察和思考，因此，一下子就把农民造车这件事与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这样一个背景联系在一起了。实际上是以农民造车这条消息为由头，表达了对我国汽车工业发展的认识。然而，就是这篇习作，却犯了写作思维--论证中经常容易犯的错误：不相干谬误。

　　造中国人自己的汽车

　　据中青在线报道：辽宁沈阳新城子区新城堡村的农民刘声在无任何图纸和资料的情况下，自己手工制造出能开能跑的汽车。据称，这位农民为此还花光了全部积蓄，而这样做的初衷颇耐人寻味：“如果个人都能造汽车，那么我们国家还生产不出一流的汽车吗？”

　　这让我不禁想起大跃进时那些豪言壮语。在今天的人看来，现代的经济学原理已经证明了大跃进之不可为，于是当时那种热火朝天干革命的精神也似乎被一同丢进了历史的回收站里。听到刘声这样的话语，人们十有八九会觉得他天真。然而问题在于，汽车真被他造出来了，这就足以证明，某些我们如今奉若经典的现代理论，并不总是一点就灵。没有现代的图纸和资料，刘声在一辆老上海牌轿车基础上，照样制造出第一辆轿车，除了发动机、变速箱、后桥、前悬挂利用老上海轿车的原件外，其他部分全部是他手工敲制出来的。这里面就有一种理论所没有考虑到的因素--热切的实干精神和民族决心。

　　不由想起今年暑期在北京举行的第八届国际车展上，中国汽车业“领头羊”一汽集团的老总对媒体公开表示，一汽要等到年产量超过400万台时，才能自主研发新车。而他们对此的理由是，自主研发车型不仅需要高额投入和优秀人才，还需要比较长时间的市场检验，“市场无情，自主研发新车一不小心就要亏损。哪个企业敢轻易冒险？”一汽是中国汽车龙头，自然不能像刘声那样把国家的钱当儿戏，想花光就花光，既然现下这种“以市场换技术”、“以股权换技术”的“拿来主义”投资小，收益显著，自是没有放弃的道理。问题是，谁肩负了中国民族汽车工业振兴的责任？个人都能造汽车了，为什么我们国家自己还生产不出一流的汽车？这个问题谁有责任来回答？刘声大概会想不通，而我们的企业老总们是否能因此记起一些被遗忘了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捧出市场和股权是为了什么？多少年过去了，我们的市场早已充斥着中外合资的汽车，而当年许诺的“技术”现又在何处？

　　2003年，中国轿车自主品牌的产量不足20%，自主品牌、专有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在总量中的比重严重偏低。一些曾经辉煌的品牌，要么被“边缘化”，要么干脆销声匿迹了。而作为中国汽车“三强”的一汽、二汽和上汽在“市场换技术”的道路上更是越走越远。从过去的“用市场换技术”到如今的“用股权换技术”，它们通过市场和技术的互补，实现了产能扩张而获得高额利润。面对投资少、见效快、风险小、公众认知度高、企业盈利、国家税款增收、地方就业增加、员工待遇高这样一种皆大欢喜的局面，自然也就失去了技术进步的社会动因和内部压力。企业同时放弃了几代人的卧薪尝胆，使自主开发从“不能”走向“不为”，进而走向本不愿走的依附式道路，成为世界汽车强国的庞大装配基地。这样的后果算不算“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有些人以美国为例，说美国开发一辆轿车要花2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60多个亿，我们哪能拿出这么多钱？国外是不是真需要20亿美元姑且不论，事实上，即使我们真的缺钱，也不能成为不能自主研发的理由。一些民营企业都在积极自主研发，如吉利、奇瑞等民营品牌都相继推出了自主研发的车型，有的还得到了不错的市场反响。相反，一些大集团反而无所作为，说得过去吗？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去年在车市上大获好评的奇瑞QQ，正是由被二汽解散转而改投奇瑞门下的我国科研人员自行研发的。

　　不缺钱，是缺技术和人才吗？其实也不然。不说1930年代中国就造出了第一辆汽车，也不说1950年代我们生产的红旗跟当时的同类车相比，技术差距并不大，单说50多年的积累，就构筑了中国汽车自主开发的体系，并培养了一批掌握关键技术的开发人才。而在进行“市场换技术”的过程中，我国的技术水平也得到了很大提高，许多跨国公司每年都会把许多中国工程师送到国外去学习。科技部曾比较了中日韩三国在生产140万辆汽车时，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申请专利之比。前者中国为日本的1.2倍，为韩国的3倍；中者中国为日本的3.8倍，为韩国的11.6倍；后者中国分别为日本和韩国的2.9倍。可以说，从整个技术水平来讲，我们至少是不亚于日韩的。

　　所以，资金和技术都不是理由，不是不可为，而是不愿为。归根到底是行业、企业对既得经济利益的短视所致。那些国有企业的老总们，不妨先别忙着进什么MBA班用西方经济学的成本分析模型来计较这一时的收益，而想想刘声们的话，重温中国汽车产业起步之初的光荣和梦想：那些看似天真却豪气冲天的口号和精神，那些“超英赶美”、时不我待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建设决心。

　　1、由农民造车想到国家造出民族品牌的汽车，这样的思维过程是否符合规律，这是什么样的规律？

　　2、除了农民造车这个一个由头之后，文章中的其他论据材料是否有助于论证论点？

　　3、一个“不相干”的由头，对于评论的论证效果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当一个结论所依赖的前提并不和它的结论有关联，因此也就不能够建立起结论的真的时候，这个论证就犯有某种不相干谬误。”（周祯祥胡泽洪主编《逻辑导论：理性思维的模式、方法及其评价》）。这是逻辑谬误中的一大类，具有各种特殊表现形式：比如，诉诸情感的谬误、诉诸权威的谬误，但最基本的特征是前提与论题不相干。这类在新闻评论评论中出现得也最多，反映了人们普遍的思维错误和表达错误。

　　在这篇学生习作中，“如果个人都能造汽车，那么我们国家还生产不出一流的汽车吗？”，似乎是那位造出了一辆汽车的农民刘声说的话，也是作者立论的一个基础，论证的一个论据。但是，这句话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判断；而那位农民成功制造出一辆汽车的事实，也与本篇文章的论题不相关。因为，个人造车的个别现象，不能作为“国家造出一流汽车”的论据。这是因为，两者的标准完全不同。个人造车，技术上不可能是“一流”的；规模上也不可能达到满足社会需求。论证国家能够造出一流汽车，需要的是另外一些论据，比如国家汽车工业的技术水平、生产规模与市场条件，等等。

　　此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农民造车”在本篇中与其说是被当作一种事实的论据，不如说是被当作一种“精神”的论据，因为在作者看来，我们国家如今自己造不出一流的汽车，恰恰缺乏的是一种（像这个农民那样的）精神。然而，正是因为作者把农民造车这个事实强调为一种精神，也就使其成为一种弱的论证。请看文中对应着的这些话：“这让我不禁想起大跃进时那些豪言壮语”、“那些看似天真却豪气冲天的口号和精神，那些‘超英赶美’、时不我待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建设决心”--这些话之所以弱化了论证而不是强化了论证，是因为：“大跃时”那些“超英赶美”的豪言壮语，恰恰是那样一个时代工农业冒进失败的象征，恰恰是历史的教训，而不是经验，因此，难以作为正面的论据进行论证。作者把当代农民造车的事实--无论这种事实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与“大跃进”牵扯在一起，既不足以在一篇评论中论证“大跃进”的正确，也恰恰会使读者对本文要论证的观点产生消极的印象。

　　当然，作者如果认为当年“大跃进”的精神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在当代还是应该发扬的，那么，他等于又提出了一个有争议性的论点，这个论点，同样需要论证--那等于得另写一篇文章才能完成的了。这里也可以看出，在评论中不应该以一个隐含的、有争议性的论点作为立论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