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1日中午13点46分，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级地震，引发海啸。突如其来的地动山摇仅仅是一场灾难的起始。约24个小时后，日本时事社援引东京电力公司的消息说，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内传出爆炸声并冒出白烟，核辐射的危险悄无声息地逼近核电站附近的20余万居民的同时，也成为了日本、乃之整个亚太地区至今仍盘踞在人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阴霾。

图1：2011年3月15日《新京报》关于地震的报道

有消息称，截止到2011年12月，这次地震造成至少1.58万人死亡、3500人失踪，为二战后日本伤亡最惨重的自然灾害[1]。而核辐射所带来的全球性纷扰与惊慌无法用如此直观的数字来描述。

在这场灾难之前，福岛核电站是世界上最大的核电站，由福岛一站、福岛二站组成，共10台机组（一站6台，二站4台）。而它的东家——全球最大的民营核电商——东京电力公司，原本为这座1971年投入商业运行的核电站规定的退休年限是2031年，但显然，这有点过于勉强。

3月12日下午16点，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爆炸；3月14日中午11点，3号机组爆炸；3月15日早晨6点，2号机组和4号机组也相继冒出了滚滚浓烟。面对急转直下的形势，东京电力公司撤走约750名员工，只留下50人进行紧急操作，他们需要向已暴露的核燃料上灌注海水，以防止燃料彻底融化后放射出几千吨放射性尘埃。他们中的一个人给家里的妻子发了一条短信，说：“我不回来了。”妻子在接受采访时面容憔悴，“我爱人在核电站工作，他说自己早就做好了被辐射的心理准备。”这位妻子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他还说，短时间内回不去了，请你们一定努力地活下去。”[2]

这一抹略带悲壮的色彩，也饱含着世人谈“核”色变的情绪。

图2: 2011年3月15日福岛核电站再次发生爆炸（中新社）

第一部分社会化媒体中谣言的诞生

无论是拉丁字母，还是象形文字，谣言带着魔性，搅动着本已惶惶不可终日的人心，引发了社会的摇摆与失范。

日本地震发生后一个星期，与它一衣带水的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抢盐大战”。有人说，这小小的调味品能够抵御强大的核辐射。于是，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超市、商场甚至食盐批发点。据中国盐业总公司官网2011年3月28日的统计，仅在北京， 3月17日至22日短短的六天内， 6298吨食盐被抢购，这相当于平时一个多月销售量[3]。

图3：许多地方食用盐一度断货（中新社）

相似的故事在世界各地纷纷上演。

在同样作为亚洲国家的韩国，紫菜、海菜等海藻食品可有效消除核辐射危害的说法在民众中间传开，紫菜海藻成了抢手的“宝贝”。

而在马来西亚，你要是看见许多人把碘酒涂在脖子上，千万别认为大家全都挂了彩。这是因为短信和电子邮件在疯传，把碘酒涂抹到脖子周围有助于减少辐射吸收。人们还纷纷购买碘片以求安心。吉隆坡的药剂师保罗·霍看着这一切，摇摇头：“简直是疯了。”

在更加遥远的美国，十年前的噩梦仿佛重新降临。人们开始大量购买专业工具以求保命。防毒面具空前热销，销量甚至达到了9•11的“危机水平”。加利福尼亚某药店以40美元的零售价出售防毒面具，店主保罗•科秀说：“我们在过去两天卖出去的防毒面具比过去两年的还要多。”

这些疯狂的故事都有着一个相同的原点，那就是“谣言”。无论是拉丁字母，还是象形文字，这些个带着魔性的符号代码搅动着本已惶惶不可终日的人心，引发了社会的摇摆与失范。

现代社会与谣言

社会化媒体的出现，让谣言更为明显且密切地影响起全球政治的阴晴云雨。在现代社会中，它占着一个尴尬却又必要的位置，并不讨喜却又无法走开。

早在世纪之初，安东尼-吉登斯便坦言，在全球化背景之下，谣言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政治学的道德气候”[4]。而社会化媒体的出现，让这一道德气候更为明显且密切地影响起全球政治的阴晴云雨。

吉登斯认为，“散布谣言对于减少我们面临的风险可能是必须的。然而，如果这种谣言真的减少了风险，那么，它就真的成了谣言。”[5]，并以1996年英国发生的疯牛病事件为例，分析道：

……如果任何人——政府官员、科学专家或研究人员——都正视这种风险，那么，他们一定会将这种风险揭示出来。它一定会被广泛宣传，因为人们一定会认为，这种风险是真的——人们肯定会对此小题大做。然而，如果真的小题大做，而这种风险又被证明非常小，那么，那些参与其中的人会被别人谴责成妖言惑众。

然而，假定权威们最初认定这种风险不是非常大，就像英国政府在对待被污染的牛肉事件时那样（指1996年英国发生的牛绵状脑病，也就是所谓的疯牛病——笔者按），政府首先就会说：我们得到了科学家的支持；根本不存在那么严重的风险，想吃牛肉的人可以毫不担心地继续吃牛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事情被证明是另外一种情形，那么，权威们就会被谴责掩饰了实情。[6]

由此看来，“谣言”在现代社会中，占着一个尴尬却又必要的位置，并不讨喜却又无法走开。

我们对于“谣言”这一话题的系统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动荡的年代下，沸沸扬扬的谣言对部队与民众的士气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当时学界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

以奥尔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和波斯特曼（Leo Postman）为代表的学者们对于1942年“珍珠港事件”中的战时谣言进行了详尽系统的分析，这也是谣言的起源和散播途径第一次被予以科学的解释。这两位心理学家认为，谣言是一个“与当时事件相关的命题”，“为了使人相信，一般以口传媒体的方式在人们之间流传，但是却缺乏具体的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7]。“重要性”和“信息的模糊性”作为谣言的两大要素，进入了谣言公式之中。

R（Rumour）= I（important）× a （amfiguous）

在这个被称为“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公式”的等式中，重要性和模糊性中的任一元素为零，则谣言无法产生，信息模糊程度、信息重要性都和谣言的流传性成正比。

  重要、模糊并娱乐化

信息化让人类拥有更强大的工具理性，却独独剥夺了他们宝贵的“安全感”。人变得异常脆弱和敏感。就在这个时候，谣言以其强大的感染力和简单的形成过程赢得了人类的心。

法国学者让-诺埃尔-卡普费雷直截了当的摒弃了早期“谣言是虚假的”这一前提假设，指出谣言也可能是事实或者真理，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还能敦促进行信息公开的证实。他甚至乐观地认为：“谣言不是从真相中起飞的，而是要出发去寻求真相。”

谣言作为这种集体交易的“即兴新闻”而产生。代价就是，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真正建设的人寥寥无几。

从内容上说，大部分谣言几乎成了社会危机预警的工具，它们叙述的内容基本都是对社会极为重要的，或者事关个人安危的。农业社会，人们担心天公不作美，担心丰收无望；工业社会，人们担心机械落后，担心污染加剧；到了信息社会，人们变得更聪明，又仿佛是更愚蠢。并非信息匮乏让人无路可走，恰恰是选择太多叫人进退两难。

在信息社会，我们认为，自己不但要为过去和现在担当责任，还要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预示、监控、判断、分析、选择、衡量……信息化让人类拥有更强大的工具理性，却独独剥夺了他们宝贵的“安全感”。人变得异常脆弱和敏感。就在这个时候，谣言以其强大的感染力和简单的形成过程赢得了人类的心。

在这个选择和判断的过程中，“模糊”成了谣言另外一个重要的特征。这一方面是说现实状况的模糊不定，另一方面也指谣言的制造过程极其简单。

人是带着矛盾心理去接受谣言的模糊性的。

从动机来讲，人们追求真相的精神还没有完全泯灭。他们知道，真相大白可以给自己安全感。从客观现实出发，人们又发现世界千变万化，波谲云诡，要彻底揭示真相困难重重。“模糊”给谣言提供了生长的缝隙。用“模糊”的东西来消除这种不确定，是大众所能采取的最为简单易行的解决办法。

一句似是而非的语言，其本身却有可能是某种确定性的代表。以“抢盐”风潮为例。大家都知道核辐射对人体有害，“如何彻底隔绝这种伤害”是人们迫切想要知道的，但是我们所得到的官方解读可能暧昧不清、晦涩难懂。正当全社会都上下求索而不得之时，谣言说“多吃盐就可以预防核辐射带来的伤害”，多么简洁！多么明确！谣言似乎总是带有“断言”的力量，而身处危机的人们，纷纷认为“断言”就可以代替科学、代替权威。事实上，除了代替作用之外，谣言本身还起到精神寄托的作用。民众会把自己的期望寄托在几个模糊的词语或者句子上面。因为“模糊”给了他们太多情感发泄的空间。所以，那些最不明确的词语，力量却最大。

对于谣言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学者们似乎在日益走向一个正面、乐观的评价。涩谷保（Shibuya Paul）主张谣言是社会群体解决问题的工具形式，而且是社会过程中的必要部分，让人们得以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确定。法国学者让-诺埃尔-卡普费雷则更为直截了当的摒弃了早期“谣言是虚假的”这一前提假设，指出谣言也可能是事实或者真理，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还能敦促进行信息公开的证实。他甚至乐观地认为：“谣言不是从真相中起飞的，而是要出发去寻求真相。”

然后这种追寻真相的过程，却并非如其他手段般艰苦而严肃，它的方式可以说是日渐戏谑。

信息时代的人们面临一场文化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网络蒸蒸日上；因特网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地随之重新定义。人们自由表达的门槛大大降低，嬉笑怒骂之间，将“娱乐”转化成网络的一般表达方式。更严重的后果是，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浸淫在娱乐的氛围之中，并渐成一种文化精神。“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8]谣言既是一种信息的扩散，又是一种解释和评论的过程。人们这时却难得的表现出一点“临危不乱”的精神。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一次交易——以娱乐的方式演绎真相，换来危急中的一点表面的镇定安乐。结果就是，谣言作为这种集体交易的“即兴新闻”而产生。^[9]代价就是，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真正建设的人寥寥无几。

  “谣言共同体”

这一话题重要性可以说是“性命攸关”，政府当局的暧昧态度以及核辐射本身不可感知的特性，又不断为“信息的模糊性”加码，终于酿成了全球范围内，内容不同、本质相同的谣言四散开来，投射到现实生活中，便是开篇提到的各种荒诞不经却让人们乐此不疲的抢购活动。

社会化媒体之下，我们分享的不仅仅是具体的字面意义的信息内容，还包括信息背后所隐含的情绪，日益成熟的媒介技术则为这种经验共享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我们日渐成为一个“信息共同体”的同时，“谣言共同体”也伴生而来。

回到本次的案例。

时至今日，日本核辐射的例证则更好的证明，“谣言”并不是为地缘和语言所限，它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不约而同地生成、流转，共同表达了人类面对未知的无形危险时，拥有同一种慌乱。这其中的缘由，一是表现了人类在面对危难时抱有着共性，我们同样需要一些未必真实准确，但语气肯定的信息聊以慰藉；二是在经济环球化的浪潮之下，信息的沟通为人类创造了突破地缘与文化的共同经验，我们分享的不仅仅是具体的字面意义的信息内容，并能够彼此体会信息背后所隐含的情绪，而日益成熟的媒介技术则为这种经验共享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我们日渐成为一个“信息共同体”的同时，“谣言共同体”也伴生而来。

毋庸置疑，“群体”为谣言提供了极好的温床。“数量”赋予谣言合法性。

当人们发现自己不再是形单影只的存在，才可能觉得自己前所未有地强大。即便他们明白，谣言和谎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因为自己身在群体之中，所以制造和传播谣言不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惠及周围。“这时候他的心中笼罩着的是一种悲怆的感情，这种感情让他表现得完全像是另外一个人。”^[10]众声喧哗，任何科学、理性的结论在此都必须付出更高的鉴别成本。相反，群体最欢迎那些感性、本能的情绪。一方面因为它们往往极富煽动性，动不动就关系爱恨情仇、生死存亡；另一方面，这些道理能够免除群体思考的义务。因此，后者极其容易被传播扩散，这也是构成谣言的主要成分。

而当这个世界成为一个信息共同体，“群体”的概念有了新的变化，“数量”则在基数上就存在飞跃。

信息全球化与全球化汹涌澎湃的浪潮相伴相生，庞大的地球因此被“社区化”，人们的知识创建、信息互换和情感分享都拥有了更加宽广的平台。互联网既是全球化或信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又是将这一过程不断推向前进的强大动因。它以地空合一的信息高速通道作为传输渠道，以渐趋普及的多媒体电脑作为收发工具，是一种高效率、大容量、极具开放性的传播媒体。信息进入网络，就极有可能无视国界的存在，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收看或调阅，行政控制或干预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小。在此基础上，交往成本降低，信息流动加速，自由呼声竞起，民主的表达方式也呈现了新的变化。

信息共同体改写了人们的精神话语，网络助推了共同偶像的形成。社会化媒体在撕裂了原本根据地域、血缘、文化所建立起来的人类聚集模式的同时，提供了一些新的集合维度，在这样的维度下，新的团体在虚拟世界得以结成，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进入现实世界。从国际化NGO组织，到偶像粉丝团体，都在这一前提下，得以不断壮大。

与此同时，碎片化的语言在网络中体现出聚合的力量，人们以更便捷的方式搜集着自己所关注的人的一点一滴，也可以自由表达对一个人的嬉笑怒骂，更可以方便地找到同道中人。人们将自己可能的空闲时间、一切的自愿服从行为和全部的幻想以及热情，寄托在偶像身上。又借助偶像的力量进行新一轮同路人的寻找。

由此，一种便捷的、不定向的信息传递方式被建立。

“谣言”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内容，当然也享受到了同等的待遇。

当日本地震的消息在互联网平台上散布开来的时候，社会化媒体下不同的人群关心着各不相同的内容，可能是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该如何安置，也可能是被海啸卷走的数码芯片，还可能是音讯全无的知名漫画作家，直到核泄露的话题被提及，切尔诺贝利和广岛在不同群体的讨论话题中都不断出现，这个性命攸关的话题，政府当局的暧昧态度以及核辐射本身不可感知的特性，不断为“信息的模糊性”加码，终于酿成了全球范围内，内容不同、本质相同的谣言四散开来，投射到现实生活中，便是开篇提到的各种荒诞不经却让人们乐此不疲的抢购活动。

   第二部分社会化媒体中谣言的流转

就单纯探究2011年3月中旬发生在中国的“抢盐”风波，可以看到在社会化媒体的帮助之下，原本隐藏于人与人间的私密对话能够被观察，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间的界限日益混沌，媒体对于谣言的自净过程也能显而易见地跃然纸上。

有研究对这次事件的传播路径做了如下的总结：

第一阶段：人际传播（亲友口口相传—电话—短信—IM软件）；

第二阶段：群体传播（微博—论坛—博客）；

第三阶段：大众传播（报纸—新闻网站—电视）。[11]

该研究认为：“这种传播路径是目前所有传播网络中效率最高、传通速度最高的传播路径，人际传播网络在信息传播的同时，有社会资本和社会信任等附加价值在网络上传送，因此增强了信息传播的可信度和影响度，尤其是以手机为代表的信息移动终端、以微博为代表的微媒体的出现，这种传播方式是即时行、具备大众传播能力的……”[12]

在这场纷扰中，移动终端所扮演的角色不再是简单的人际传信工具，它们在互联网的帮助下，在发布消息、图片等各类内容上更为活跃，而同社会化媒体的配合，则成就了它们更为主动的社会作用。在传递信息的同时创造信息，这和口耳相传中谣言的变样有着同样的原理，却由于发散式的传播模式，使得这种现象更为迅速地发生、发展，与此同时，对于谣言的澄清、控制也来得更快。

我们通过分析这抢盐风波在微博上引起的纷扰，来尝试窥探“谣言”在社会化媒体下的流转有怎样的特征。

以“核辐射”和“盐”为关键词，搜集2011年3月14日（谣言发生日）至3月27日（事件完结后三天）的微博数据，在微博话题数量、微博话题发起人和最热门微博内容三个维度进行分析，我们会有一些发现。

话题数量变化趋势

首先，是关于话题的数量。微博上关于该话题的讨论在3月16日出现了大幅提升的现象，有100条左右的微博在就相关事件进行讨论；而到了3月17日，话题数量跃升至1250多条，有了一次井喷式的爆发；3月18日，话题数又陡然跌落到500条以内；3月19日，几乎回到了16日谣言诞生之初的水平；20日以后，相关讨论日渐消失。

表1：核辐射食盐抢购微博相关话题数量（数据来源：TRS）

而《法制晚报》在3月27日的报道中，对整个抢盐风波进行了梳理，提出了一下的时间列表：

14日，谣言声起，绍兴做梅干菜买盐变抢盐；

15日，谣言发酵，抢盐消息现网络；

16日，谣言扩散，抢盐信息遍布网络，浙鲁粤告急；

17日，谣言乱舞，部分浙系资金，涌入市场；

18日，谣言破灭，网友编段子，调侃抢盐行为[13]。

对比可见，微博上的话题数量变化趋势基本能够反应谣言流转的基本过程，在起始时间上，比人际间的电话、短信等传播方式要稍晚一些，结束时间确实大致相同的。它用了大概三天的时间，完成了谣言的起步、爆发与衰弱这一完整流程。

   意见领袖

其次，在微博发言者中，关于抢盐这一话题，最为人所关注的前八个用户分别如下：

胡戈：认证用户；广告创意、导演、制片人。

中国国际救援队：认证用户；中国国际救援队官方微博。

中国盐业总公司：认证用户；中国盐业总公司官方微博。

内田黄茜：已改名。

实用小百科：非认证用户；实用小百科，专门搜集生活中的实用小常识、小智慧。为您的生活提供更多帮助与便利。

吴法天：认证用户；学者、律师。

凤凰李淼：认证用户；凤凰卫视驻东京首席记者。

染香：非认证用户；知名人士。

图表2：意见领袖转发与评论数量统计（截止日期：2011年12月31日，数据来源：TRS）

在这八位用户中，除却已经改名无法查证的“内田黄茜”，认证用户占到了5位，是绝大多数；而非认证用户中，“实用小百科”是一个拥有约200万“粉丝”（即关注者）的账号，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用户，而“染香”则是一个以抨击韩寒等知名人士在微博上走红，拥有30多万“粉丝”的神秘账号。

由此可见，在这场风波中，微博上的意见领袖仍是以名人为主，这些人所从事的行业多与媒体、出版业相关的工作。他们多是社会化媒体的第一批用户，对于媒体平台的使用有着更多的经验，也明白什么样的内容能够更好地引起受众共鸣。同时，他们的身份也为其发言内容的可信度、权威性加分。此外，像“中国国际救援队”和“中国盐业总公司”这样的实体机构，由于和事件本身有着很大的关联度，所以它们发言也备受重视，“实用小百科”作为上榜的唯一非实体机构，其庞大的粉丝数量为它发言的关注度提供了基础。

   热点微博内容分析

澄清谣言的途径是多样的，社会化媒体上，很多有标榜草根身份并有用诸多粉丝的群体，即使在非其专业领域，他们的发言也很受关注；一些致力于在民众间普及科学知识与理念的社会化媒体也日趋流行，他们或是发起讨论话题，或是对于来自普通民众的疑问进行解答，并对谣言进行了强而有力的打击。

转发数量是评价一条微博产生影响的广泛性的重要指标。我们将关于“抢盐话题”相关的微博，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意见领袖们的发言，进行整理，能得到如下这个列表：

表2：“抢盐”相关热门微博（来源：TRS）

首先，鉴于相关于鼓动民众进行食用盐抢购的微博已经经过辟谣并被删除，现在我们所能兼得微博是带有辟谣、安抚性质的发言。我们所见的这些内容并不能完全如实重现当时的微博情境，这一点需要说明。

其次，从内容角度，我们可以发现，“胡戈”、“吴法天”和“染香”的发言，有着较强的戏谑情绪，剩余的发言则属于严肃的正式的声明。

尽管仅通过一个话题的几条言论，就对微博内容的相关问题进行总结似乎有点为时尚早，但我们依然能以此为起点，抛出一些简单的讨论点供大家思考与探讨。

我们发现，在微博上流传最为广泛的言论，并非均为发言者原创，更多时候它的流传路径是这样的：由一个普通用户首先原创，再经意见领袖的认可、证实和转发，引来该意见领袖的粉丝的大规模转发，从而形成探讨的热潮。这一点，第一条微博体现得最为明显。Thalorfield是一个来自浙江的非认证用户，作为生活在食用盐抢购事件起点的人，他在3月16日晚间20:30和20:44这十五分钟的事件内，连续发了两条内容近乎相同的微博，呼吁大家关注“浙北地区普遍出现的抢购食用盐及调味品现象”，大概半小时后，中国国家救援队官方微博转发了该信息，并使这一事件等到了更大范围的关注。

对比Thalorfield的原始微博可以发现，国家救援队在转发时对这则微博进行一些修改。它隐去了“千万不要中了奸商的诡计！”、“！天灾不怕，人祸可畏！”等词句，并加上了来自管理员的评语“没听说我国受到日本核辐射，新闻说一切监测正常！”其中，被删除的内容，是国家救援队无法在半小时能得以证实的内容，而添加的内容则是国家救援队能够作为权威进行的发言。可见，意见领袖在对非原创内容进行推广和传播时，有时会对内容进行修改，可能是对于自身无法判断的内容进行删减，也可能是添加自己所掌握的情报，这一功用和传播学中所提到的“把关人”有些类似。

事实上，从发言内容的原创性来看，“中国国家救援队”和“实用小百科”在发言中注明了内容是非原创的，“中国盐业总公司”和“凤凰李淼”的发言为原创内容，剩余的则无法进行很明确的判断，在微博上搜索这些发言，也可以发现，有着内容完全相同但发布者不同的情况普遍存在。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权威部门的正式声明，受欢迎程度未必比来自草根民众的戏谑化发言更收欢迎。2005年底凭借创作《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恶搞影片《无极》而名声大作的胡戈，与此次抢盐风波可以说没有任何直接关联，但其发言却受到了极大关注。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他说的足够有趣，还有这35万最后的粉丝作为转发数量基础。一些有着浓重草根色彩、却步入了名人行列微博用户可能拥有这样的优势，他们在这个自媒体平台上有着天然的亲和力，他们通常习惯用一些戏谑的方式对一些严肃的话题进行叙述或批判，赢得受众的会心一笑，这些微博还可能被当做谈资带上饭桌或是其他人际社交的场合，进行又一轮的传播。

除了胡戈以外，“吴法天”和“染香”的发言也是同样的笔调，同样的效果。尽管这些发言可能并非是原创内容，但是他们对这类信息的挑选上，也表达了社会化媒体下，受众群体更倾向于怎样风格的叙述方式。

“实用小百科”则是对谣言的另一种消化方式：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讲述科学道理。在这方面成就更为突出的是“科学松鼠会”和“果壳网”。前者是一个科学传播公益团体（NGO），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科学传播并流行开来，它的名字来自一个有趣的比喻：松鼠会的创始者们认为科学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就像味道鲜美却又不方便吃的坚果，而他们就是要像松鼠一样，把科学坚果外层的硬壳剥掉，把味美的果肉献给大众。而果壳网则是一个商业网站，旗下最受欢迎的站点名字叫做“谣言粉碎机”，它负责用通俗的语言来解答网上流传、或者受众感到疑惑的各类谣言究竟荒谬在哪里。

最后，回到“社会化媒体下的谣言流转”这一话题上来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些结论。

使谣言得以澄清的，不仅仅是主要相关政府部门的声明，其他一些意见领袖的同样有着影响力。澄清谣言的途径是多样的，社会化媒体上，很多有标榜草根身份并有用诸多粉丝的群体，即使在非其专业领域，他们的发言也很受关注；一些致力于在民众间普及科学知识与理念的社会化媒体也日趋流行，他们或是发起讨论话题，或是对于来自普通民众的疑问进行解答，并对谣言进行了强而有力的打击。在澄清谣言时才用怎样的修辞更为合适这一问题上，似乎相关机构，如“中国盐业总公司”的声明，都采用了类似公文的严肃措辞，而其他人的发言都倾向于更为浅显、甚至带有明显网络色彩的戏谑方式，这种叙述方式似乎已经是社会化媒体中的主流，即使讨论的性命攸关的严肃话题，这种语言方式依然受到欢迎。

第三部分社会化媒体中谣言的影响

社会化媒体的主体其实不能算是一个宽泛的群体，他们普遍有较高的学历、年轻、多数人生活在城市、拥有便利的网络条件，而这个世界的很大一部分，他们可能无法体会。

如果说关于“抢盐”的谣言让我们经历了一场滑稽又带点癫狂的慌乱，那么，紧随而来的另一个谣言则是给这个社会的一群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伤害，这些伤害关系到他们一年的吃穿收入，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平复。

   菜农的哀伤

4月6日，在地震发生近一个月后，一则来自中国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权威发布的消息称，“4月5日，从北京、天津、河南等地区抽检的菠菜表面发现了极微量的放射性碘-131。”[14]

只是一句话，菠菜售卖者们就进入了一场噩梦。在北京，回龙观城北交易市场内的蔬菜批发商郭先生一直愁眉不展，因为他卖的菠菜价格已经从4月初的1.5元/斤降到0.7元/斤，基本都是亏本销售。市场信息科工作人员说，4月初菠菜的销售量都在5000公斤左右，但是现在基本都在1500公斤左右浮动，下降明显。人们积极地寻找着菠菜的替代品，并且声明“我们不买野生菜”。[15]

于是，在“天然有机绿色蔬菜”风行全球的今天，中国北京的菜市场里出现了一道奇观：许多蔬菜批发商都在自家娃娃菜、生菜等蔬菜摊前插上一个告示牌，上面写明“大棚菜”。

图4：核辐射阴影下的菠菜销售（来源：半岛都市报）

其实，这个权威检测的结果后边，紧跟着一句，“其含量仅相当于《国家辐射防护和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规定水平的千分之一至千分之三”。[16]

有的老百姓没看见这句话，而更多的人视若无睹。理由很简单，他们并不知道千分之一至千分之三意味着什么。他们也并不了解“放射性碘-131”是什么样的化学元素。他们只知道，“放射性”意味着很可能跟核辐射有关，不管是不是有定论，不吃总比吃了好。

菜农们呢，他们对于核辐射的相关知识并不比自己的主顾们来的多，甚至更加贫瘠。即使他们明白了这些微量元素对蔬菜无害，又能通过怎样的渠道完成让消费者们信服。

而等传统媒体关注到蔬菜滞销现象，并为之向民众解释，已经是近一周以后。在此期间的一段时间，社会化媒体似乎在这方面无所作为。

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发生在不久前。

2011年12月23日起，铁道部开通了互联网上全部旅客列车的售票业务，这项意在方便旅客购买春节火车票的举措，在开始之初被人们寄予厚望。而在这项服务开通了10天以后，2012年1月4日，《温州都市报》刊登了一封外来务工者黄庆红致铁道部领导的千字信，这位只有初中文化的务工者，通过这封错字连篇的信，开启了人们对一个群体的关注，这个群体包括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外来务工者、对互联网技术陌生的年长者、信息网络和移动通讯硬件不发达的边远地区生活者，他们在这个虚拟与现实交错的新型社会中，有时候是如此力不从心。

正如黄庆红在信中所说：“我晓得，铁道部的初忠（衷）是希望不要人挤人排队在窗口，所以搞了这个东西。……厂里40多个工友都不会弄电脑。……老板说，就算有票了，还得开通啥子网银。我们是打工的，又不是白领，哪会开通这个……前几年，春运买票只要排队就行，来得早就有机会，拼的是体力，所以我都是凌晨过来排队。今年不一样，弄了个网络购票，对我们来说太复杂，太不切合实际了。其实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们连买票的资格都没了。你们会说：那很简单，你们把电脑学起来嘛！可是对我们这些一天从早干到晚的人来说，哪有这个时间去学电脑，哪里买的（得）起电脑呢？”[17]

而在这封信见报之前，社会化媒体中的活跃群体都没能提出这项新的售票措施正在吞噬部分人的生活权益，社会化媒体的主体其实不能算是一个宽泛的群体，他们普遍有较高的学历、年轻、多数人生活在城市、拥有便利的网络条件，而这个世界的很大一部分，他们可能无法体会。

   这个时代的“信息格差”

数字媒体时代造就了一个信息弱势群体，他们可能较多的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分布在同一个国家的相对经济能力较弱的群体，造成这一弱势局面的原因有经济的、地域的、民族的或者性别的，而数字鸿沟的本质，是创造财富的能力的差距。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知沟（Knowledge Gap）”假说就被提出以表达学者们对于这一现象的焦虑。美国传播学者蒂奇纳、多诺霍和奥利恩在一篇题为《大众传播的流动与知识差别的增长》（1970）的论文中，提出了该假说。他们认为：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人将比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类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识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

进入了社会化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

社交媒体的出现重新定义了人们的交往方式。人际关系、信息流动和平台共享成为社交核心。技术的支撑降低了人与人的交往门槛，自由表达的愿望也由此找到了出口。“欲寄彩笺兼尺素”的时代一去不返。但同时，人们又必须更多地面对偏见、歧视乃至鸿沟。经济贫困者在已有的知识结构和获得新信息等方面存在劣势，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劣势会愈加明显，他们与富有者之间的“信息格差”就会越来越大。于是，通过知沟假说，我们看到了一幅不怎么好的未来图景：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可能不会促进社会信息的对称，相反，信息的鸿沟因此更加不可消弭。

诚然，随着社会信息流动速度加快，带着问题的人们能用更少的时间从更多的渠道获知答案。即便那些贫困阶层的民众也能因此获得附加的价值——只要他们开口询问，甚至依然运用以往那些传统的信息获取方式，还是有可能以比之前快得多的速度找到答案。但是，信息获取的时差变小不代表势能的均等。信息时代的弱势群体较之以往，呈现一种残忍的“进化”。仅满足温饱的时光已被人类抛在脑后，“无知”及其后果才更令人战战兢兢。

早在1999年，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就在一篇名为《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的报告中提出了“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这一概念。作为在“知沟”假说在现代信息社会的进一步延伸，在数字鸿沟的一侧，一些人拥有强大的计算机、较好的电话服务、最快的网络服务，并受到了这方面的最好的教育，而另外有一部分人出于各种原因在这些方面处于劣势。

这种差距存在于国与国之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实系主任迈克尔·德图佐斯曾提供过这样的数据：“一个富有的国家有一揽子丰富的经济商品和服务。因此，它高度重视信息和信息服务的价值，原因是有那么多商品是由它们导致的。在美国、德国和日本，电脑硬件和软件以及组织内部进行的信息处理大致构成GNP的10%。在孟加拉国，这个份额远低于0.1%-相差 100倍。”[18]

这种鸿沟也同样横亘于一个社会的不同群体之中。在中国，有学者认为，数字鸿沟造成的差别正在成为中国继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三大差别”之后的“第四大差别”，其本身已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正在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同我国的地形梯级分布相似，我国不同地区使用数字技术的程度呈梯级分布，东部沿海城市数字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而中西部地区数字化程度较低。无论是实际上网人数，还是上网人数所占人口比例，东部省区都大大超过中西部地区。

可以说，数字媒体时代造就了一个信息弱势群体，他们可能较多的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分布在同一个国家的相对经济能力较弱的群体，造成这一弱势局面的原因有经济的、地域的、民族的或者性别的，而数字鸿沟的本质，是创造财富的能力的差距。

今天的弱势群体面临内外交困之势。

一方面，他们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流、获取和处理的平台。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发展，网络与移动终端不再单纯起到传声筒的作用，它们渗透在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购物、娱乐等各个方面，帮助人们更好地参与国家政治意见、获取生活信息、比较商品价格、得到更为廉价海量的娱乐与游戏，并日渐成为重要的人际交流手段。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尤其是社会化媒介，成为了人类各个感官的虚拟化延伸。而在数字鸿沟之下，弱势部分的人群失去的，不仅仅是经济或者政治的信息，而是全方位参与社会活动的触角与途径。

另一方面，表达弱势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语言的力量对一部分人来说不值一提，对信息时代的弱者来讲却如此强大。他们可能知道要去做，但不知道该如何说，又或者，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去表达。这个群体有着太多朴素的理想和愿望，然而，表达弱势使这些愿望默默无闻，注定了很快就会被丢弃。寻找新愿望的艰难和愿望难以实现的打击令他们异常脆弱，任何一点意外的刺激都会很容易地让他们陷入迷失之中。

菠菜菜农作为这一场谣言的受害者，就跌入了这样一个无力而悲哀的处境之中。信息发布、菜价暴跌、无人问津，这些环节在信息时代瞬间完成，而他们毫无招架之力。这，才是社会化媒体中谣言的可怕之处。

当然，面对数字鸿沟我们并非无所作为，世界经济论坛组织（WEF）2000年报告《从全球数字鸿沟到全球数字机遇》认为，我们应该更好的将注意力集中于“全球数字机遇”上。这将更有利于开展那些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的行动，因为那是我们今天真正面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向全球数字发展的转换的机会。这期间许多国家都进行了各项努力。1998年美国联邦政府对教育的拨款达510亿美元，其目的是：使每个8岁的儿童能独立阅读，12岁的学生能借助国际互联网学习，信息高速公路通向每一间教室、每一个图书馆和每一个儿童。2000年，英国财政大臣布朗宣布了一项“缩小数字差距”计划，提出要为贫穷社区免费提供因特网接入点，免费提供信息技术培训，为低收入家庭提供10万台二手电脑。

   第四部分小结

社会化媒体下，谣言有了更加丰富的身份和社会功用。它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它是人类在信息社会下表达的对于未知世界的不安；它在社会媒体的流转中，可能迅速地被人们以戏谑的口气证伪，在这方面，意见领袖和以普及科学为己任的NGO团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谣言在现代社会中，对于信息使用弱势群体有更大的杀伤力，社会化媒体则因为其主体的分布特征而缺乏对这一群体状体的映射与体恤。

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谣言的新面貌。

恐惧、盲从、寻求安慰，这些“谣言”赖以植根的土壤依然埋在人们的内心深处，社会化媒体下，我们除了现实世界以外，拥有了另一个可以参与、可以设计的虚拟空间，但人类并未因此拥有更多的不同。从这场核辐射疑云中，可以看到，我们依旧容易陷入恐慌，我们依旧带着一点点玩世不恭与人分享蜚短流长，我们也依然有勇气像福岛留下那50名勇士一样，在出发前平淡而坚定地说：“我要带着使命感前进！”[19]

推荐阅读

《失控的世界》[英]安东尼-吉登斯

《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法]让-诺埃尔-卡普费雷

[1] 《人民日报评出2011十大国际事件》，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12月29日

[2] 《福岛核事故一百天：危机尚未解除 反核活动升温》，中国新闻网，2011年6月18日

[3] 《科学应对抢购潮 确保首都食盐供应》，中国盐业总公司官网，2011年3月28日

[4] 《失控的世界》，[英]安东尼-吉登斯，p23-32，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5] 《失控的世界》，[英]安东尼-吉登斯，p23-32，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6] 《失控的世界》，[英]安东尼-吉登斯，p23-32，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7] 《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法]让-诺埃尔-卡普费雷，p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8] 《娱乐至死》， [美]尼尔.波兹曼，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9] 《PR View》2010年11月第6期

[10]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法]古斯塔夫.勒庞，戴光年译，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

[11] 《抢盐事件中的舆情态势和传播规律研究》，《新媒体环境下传播与舆论引导研究》课题组，《国际新闻界》2011.07，p32，北京

[12] 《抢盐事件中的舆情态势和传播规律研究》，《新媒体环境下传播与舆论引导研究》课题组，《国际新闻界》2011.07，p32，北京

[13] 《风传五日，“谣盐”破灭》，《法制晚报》2011年3月27日，A14版

[14] 《京津豫菠菜现极微量放射物》，《新京报》，2011年4月7日

[15] 《“辐射菠”影响初显 北京菠菜三天降价五成多》，《北京晚报》，2011年4月12日

[16] 《京津豫菠菜现极微量放射物》，《新京报》，2011年4月7日

[17] 《一个农民工写给铁道部的一封信(全文)》，《温州都市报》，2012年1月5日

[18] 《未来会如何：信息新世界展望》，[美]迈克尔·德图佐斯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19] 《59岁将退休工人报名日本核电站抢险》，《新快报》，2011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