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管理广播是全国第一家以城市管理和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广播频率。它以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和为市民解疑释惑为主要内容，以亲民便民的节目风格、以人为本的人文理念，为提高市民的综合素质和城市的管理水平提供帮助，为市民解决实际问题。北京城市管理广播设置的主要栏目有《城市零距离》、《城市管理快讯》等。节目突出三个特点：权威性、贴近性和互动性。

　　《城市零距离》是城市管理广播一个王牌栏目。针对北京市已经发布施行的各类城市管理法规、政策，该节目邀请政府各职能部门的主要领导和新闻发言人在直播间为市民解读政策、解疑释惑。听众可以通过手机短信、热线电话或参与现场直播的形式与主要领导进行交流沟通、反映问题。这样的上情下达和下情上传，促进了政府部门的政务公开，保障了市民了解“不走样”的政策信息，也使社情民意更直接地反映到市委市政府。

　　北京市政府先后有9位副市长、100多位局级领导、350多位处长到电台直播间，直接与市民沟通交流，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群众在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涉及哪个部门和区县的，都有专人负责落实、解决和答复，许多领导还在节目中“现场办公”解决问题。

　　通过《城市零距离》，不仅加强了高层领导与普通市民的直接沟通，更加强了对政府工作的监督。

    访谈音频

　　采访对象：北京城市管理广播副台长陶津

　　采访者：吴婷

　　采访内容：

　　记者：《城市零距离》的节目创意和构思来源是怎样的？在什么背景下创办？

　　陶：04年12月，北京市长王岐山去视察北京市城管时，认为城市重建设轻管理，基于北京交通台的成功经验，因为当时发生一些交通事件是交通台有快于其他媒体的反应速度，所以市长想到设立专门城市管理的电台，后来经济广播经过竞争得到这个任务。领导希望一年打基础，二年上台阶，三年成气候。

　　记者：《城市零距离》节目的主要架构和制作流程是什么样的？主持人，嘉宾，和热线环节都是怎么安排的？

　　陶：一个星期5天直播，一天是精彩回顾，一天录播的话题。

　　直播节目形式不定，可能会先放一段录音，比如请东城区区长来，先放一段东城区居民对区长工作评价的录音，有称赞的有批评的，然后区长再开始回应。也会有其他形式，都视内容需要而定。

　　每次我们会设定一个主题，然后请相关人物，比如我们要做北京交通状况节目，就会请交通管理局以及公安局交通管理处等的人来。这就是嘉宾组成。而节目开始前我们的编辑会和相关政府部门沟通，话题如何深入，如何与听众交流等，形成一个提纲，这个提纲交给相关领导消化。然后编辑再和主持人交流，几个回合之后节目的框架就基本形成了。这些是前期准备。而在节目当中主要形式是主持人和嘉宾的一问一答，基本呈现形式是谈话。而听众参与方式有以下几种，第一是节目前我们在网络上发布议题内容，听众在网站上的反馈和提问，然后是现场节目中一些短信和热线电话，但是我们的编辑也是有选择的切入这些热线，比如正好顺应节目发展脉络的，可以在节目中间起到衔接作用。不可能所有电话都接。

　　记者：节目关注的题材主要是什么方面的？

　　陶：因为我们是城市管理节目，所以主要关注议题是民生。交通，劳保，环境，城市整治，拆迁等老百姓关心的话题都是我们所关心的。

　　记者：节目的审批制度是怎样的呢？

　　陶：每周我们会有选题会，报选题大家讨论，选定议题后编辑进行前期工作，部主任审批，再由我这里批准，如果我觉得不恰当就可能会取消。但是大部分深入的工作还是由他们完成。

　　记者：节目的人员配置情况是怎样呢？

　　陶：节目专门主持人2位，编辑4位，记者4位，但是这几位不是专职，还会有别的工作。

　　记者：题材的来源是怎样的？

　　陶：最近大众比较关心的事实，记者自己发现的新闻线索等各方面都有。比如最近拆迁问题比较突出，或者一些纪念日，如“世界环保日”“助残日”等，每年都要做，但每年角度不同。政府部门不同时期不同工作的重点也是题材来源一个方面，还有就是记者自己捕捉到的问题。

　　记者：节目的质量评价体系是怎样的？

　　陶：我们请央视索福瑞做一个市场收听率的调查，还有总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有一个质量考评科，我们每个节目对于质量要求都有一个标准，叫质量要素，质量考评科根据质量要素考评节目是否合格。另外我们台请了四位广播行业内的专家，每个月一个节目抽听三次，这也是节目考评的形式之一。其他还有台聘的监听员，上级领导的监督，如广播局有收听收看，市委宣传部月听月评，中央那边还有，我们整个质量评价是十分立体的，从上到下都有。另外还有听众的监督反馈，我们有本《听众反馈专辑》专门收集听众意见。还有听众服务中心热线电话。

　　记者：这些质量考评会和工作人员的考评奖惩挂钩吗？

　　陶：会。现在考评工作人员主要依据是收听率数据，比如与去年同时期比较，与上个月比较。

　　记者：节目的定位更多是政府和公众的交流平台，还是有自己观点和立场的监督职能？

　　陶：媒体最主要的职能应该就是监督职能，虽然我们现在的节目形态可能更多的是强调与政府的沟通合作，但是我们要求编辑记者必须要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而且这两者是不会对立的，城市管理广播运行了2年多的时间，我们发现其实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就是政府关心的问题。比如环境问题，堵车问题。

　　记者：有些节目题材是系列性质的，比如《市民对话一把手》《市长市民面对面》，有些节目题材是单独话题，这些形式是如何安排呢?

　　陶：现在媒体如果要靠一期节目形成很大影响基本是不可能的，就算是电视那种强势也不可能，这是媒体多元化的结果，而广播属于弱势媒体，更不能达到这种目的。所以我们追求系列节目，这样形成习惯收听，连续影响。但是有些话题适合系列节目，有些适合单独题材。比如我们现在做的安监局长系列，开始老百姓可能不知道安监局的作用，其实他们是作用很大的，系列节目影响递进，取得了很好的听众效果。再比如周五我们去做各个区县的卫生局长的访谈，但是有些题材能做，有些不能。

　　在现在的社会形态之下，普通老百姓跟市长能够做到真正交流的机会真的太少了，不用说市长，普通区县长也是这样，我们就是为他们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这样肯定会有影响。我们第一年请来了所有的市长，区县长，有了很好的反响，于是我们想到把它延续下去每年都请，城市建设是常说常新的事，不是一劳永逸，而且广播也不能指望说全市人民都收听到，所以这个话题不会过时。

　　记者：节目跟政府沟通的经验是怎样？

　　陶：我们台一创立就和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现在也有一个运作的保障机制，就是一个城市管理广播的播音指导委员会，这里面有政府，市委，各个部局宣传部门领导，组成这样一个机构，定期研究这个台的话题设置和总体走向。

　　记者：栏目最大特色和优势，需要改进的方面?

　　陶：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民生，搭建一个政府和民众交流的平台。用一个台的资源完成政府和百姓的交流平台搭建，城市零距离答疑释惑，解读政策，给百姓提供关于政府的信息，也给政府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帮助政府建立在百姓心目中的良好形象。由于很多年的官本位使得老百姓心中可能对政府官员有一些抵触，但是当这些领导在城市零距离亮相之后大家观念改变了，觉得这些官员其实并不是那样。

　　而且我们的平台很有效。其实现在所有大众媒体都在关注民生，但是因为我们跟政府联系紧密，可以有效的解决民众反映的问题，可以将问题分门别类，转给相关部门，等待答复之后回馈给听众。这就实现了有效的沟通，解决了实际问题。

　　解决实际问题有很多例子。比如去年有一个管教育的副市长，做节目时街道一个家长的热线，他小孩在房山区上学，离家很远，但是转不过来，没有学校愿意接受，当时已经九月份开学了，家长十分着急，在电话里都带哭腔，市长真的是特人性，特别平易近人，市长拍着桌子说我现在是一个家长不是市长，非常着急，当时就指示海淀区区长说这件事一定要尽快解决，然后很快就解决了。

　　需要改进的方面有几点：

　　1、官味太重

　　2、过分依赖嘉宾，如果嘉宾能说，那么可能节目就好看，如果嘉宾不能说，那么主持人驾驭的能力可能就比较欠缺。所以有时候就只能任由其作报告。克服的话一个就是一定要坚持做好听的节目的主旨思想，其次就是主持人的案头准备一定要足，如果他自己都不很了解，就只能任由嘉宾说，不敢打断，而且如果准备不好打断后也不知该如何接话。节目是直播，这样主持人也害怕出现混乱。

　　3、另外还有嘉宾级别问题要请对，有时候听众问的问题不是嘉宾能回答的。比如有一次请的一个体育局的处长，但是很多听众问的是局长才能回答的问题，那处长就可能根本不知道怎么答。老百姓就不高兴不满意。所以要动员更有权威的人来谈。比如民政局，有十几个处室，每个之间业务没有关联，管殡葬的，结婚的，计划生育的，军转干部安置的，如果要谈的是军转干部安置问题，那可能请这一个处长来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不用请局长，但有些就不行，就得局长说了算。就是针对要说的话题要请对人。没有请对就只能靠编辑和主持人的案头准备。

　　记者：很多节目请来市长这种级别的官员很容易会做成繁琐的市长工作报告，那我们节目是如何避免这种误区的？

　　陶：我们要求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主持人，站在百姓的立场去看问题。我在台里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节目首先要“好听”，其次才是有用。有一些媒体，听了半天觉得挺热闹，但是关了节目脑子里没留下任何印象。我们要求自己的节目一定要有用，但是形式和内容不能脱节，再有用的节目，必须先让听众觉得好听，听得进去才能发挥效用。很多领导都很喜欢作报告，轻车熟路，所以到我们这里来之后就一定要抑制住这一点，所有领导在里面做节目，我在外面编辑室，只要他们发言一长，我就会用手势，给主持人发短信，指示一定要打断他。这样支持人就必须在前期做好充分的准备，指导思想就是为老百姓服务，老百姓平常的交流方式就是我们节目应该有的谈话方式。

　　去年我们有两位女主持人，一位是金话筒奖获得者，现在是新闻部的主任，另外一位现在信息处理部主任，一个博士，她们的水平都是非常高的，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她们退下来，现在由两位年轻的男主持人担纲，成长速度快，比较努力，但是积累是一点一滴的，真正成熟起来还有待时日。

　　记者：对主持人，编辑和记者能力有何特殊要求？

　　这个台是由经济广播转型过来的，当时编辑记者主持人都是专业财经方面的，队伍整个文化素质都非常高。但是转型之后呢，就要求他们学习，其中一个方式就是重新划分跑口，不定期搞一些活动，比如去年十一时，公交全改IC卡了，就要求我们记者去了解这件事，做课题报告，在全体大会上接受所有同事质询，这样以压力逼迫他们成长起来，熟悉自己跑的口。我们去年做了十几个课题，拿给领导看之后受到一致好评，比如黑车调查，比如行政区域（如东城区，西城区）交界的管理难问题，这些类似问题的研究，我们整理成一本书，马上就要出版了，课题研究是我们训练记者的方式之一。另外我们还请一些专家学者来给记者编辑讲课。这两年大家转型可以说挺成功的。

　　另外我们对热线编辑的要求也很严。比如我们热线编辑不是北京人，像我们这样一个媒体对北京城市不了解，根本没法做。我要求他们来了后必须背下北京市的地图，一定背的熟熟的地图上每一个地方人家一说哪必须知道，这样给市民增加信心。我曾经假装是出租车司机给热线编辑打过一个电话，我说的那个地址太普通了，只要是北京人一说准就知道，我说自己是个出租车司机，从雍和宫桥过，发现雍和宫桥内环快车道上有个坑，我们接线员问我说，你在哪儿？我说北二环雍和宫桥，她说北二环雍和宫桥在哪儿？我当时就急了，我说你们还是北京城市管理广播的呢你们连北二环在哪里都不知道？就类似这种事情，我觉得这种事情绝对不能犯，这样让市民太没有信心了，我如果说昌平哪个村你不知道还情有可原，但北二环雍和宫桥你能不知道？后来我跟他们讲，我说我可能拿自己的标准来要求你们会有点过分，因为我做了9年的热线记者了，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快速的对北京有了解，可能你在读书的时候在海淀区那一块，就只了解自己那一部分，那你不是海淀区电台，你是北京电台啊，所以说对他们的要求可能确实是挺高的。去年我们做了一个“魅力社区”的评选，就是让记者下到社区去锻炼，后来留下的和走了的实习生，都感觉说收获挺大的。

　　我觉得我们的节目不能算成功，只能算功能有别于其他栏目，有自己的特色，没有任何一个栏目请到了那么多领导。而且对于主持人，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主持人没有达到我理想的标准，理想的主持人应该是一个专家，但是现实中不太可能，因为我们涉及的话题太多了，每天都不一样。一年365天，我们一周5天直播，每天话题都不一样，主持人不可能说成为所有领域的专家，但是有一些技巧还是可以学的，有成长的空间。

　　记者：作为广播节目，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与电视等节目竞争，赢得听众的支持？

　　陶：广播没有办法追求深度，王台长说过，“广播就不是一个有深度的媒体”确实是这样。我刚进台里的时候也追求文采飞扬，最后老编辑把我认为有采的地方都删了，只留下大白话。这就是广播传播方式的特点决定的，因为像电视，有声音有画面，但是广播是单一的只有声音，而且它是线性的。不能翻回来，所以我觉得要让它有多深刻这不可能，广播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的及时性和交互性，还有伴随性。这是其他媒体不能替代的。今天发现的问题，只要明天找到相关的人就可以做。这是及时性。

　　伴随性是由于传播形式就具有的。交互性而言，很多节目是完全靠短信和热线电话支撑的，但是我们不行，因为我们还有自己的话题和主线，对短信和电话的选择是比较有讲究的。城市零距离开播前三个月，我基本上每天都在。接电话是采取反打电话的方式，就是先不接进节目，节目中决定采用再反打过去，这样一是为了安全，二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节目秩序不被打乱。比如听众打电话进来，编辑一看正好是节目需要的内容，就接进来，如果不是，就先让他等着，节目结束后再转给相关政府部门处理。很多实际问题会在节目中有答复，这是交互性体现之一。

　　今年我们《城市零距离》栏目送中国新闻奖评选参评，去年得北京广播优秀栏目，结果还未出。

　　记者：优秀节目代表？

　　陶：《小区大事》刚开播时做的一组策划，在小区里寻找看似小，影响大，如消火栓，停车，噪音，等影响居民生活的问题，配合北京党代会做的系列，现在的局长系列访谈。

　　《市长市民面对面》的创作流程，市长在北京最有话语权，如果能请来，是对政府，民众，和电台都有益的三赢的事情。系列选题确定后，根据每个市长不同分工，挑老百姓最关注的问题，比如选交通问题，请分管的副市长。市长也会向市民征集话题，被采用的市民有机会到录播厅与市长真正交流。

　　记者：敏感问题热线如何处理，会不会造成领导的尴尬？

　　陶：有特别激烈的编辑会过滤，而且领导处理方式更为灵活，现在政治开明，政府清明，没什么不能说的。即便不能回答的问题，他也会接下话来，比如说这位女士你的问题我现在可能回答不了，回去再调查一定给回复。其实当领导能够做到这样的真诚，市民已经会非常满意了。

　　记者：关于广告的操作？

　　陶：北京广播台的广告操作是广告在栏目外，节目编辑部门只管节目，营销部门管广告。但是去年栏目有挂建设银行的牌，《建设银行城市零距离》。

作者：吴婷 中国人民大学

　　用一个台的资源完成政府和百姓的交流平台搭建，《城市零距离》答疑释惑，解读政策，给百姓提供关于政府的信息，也给政府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帮助政府建立在百姓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1．权威的信息发布与交流平台——政府与媒体资源的有效整合

　　北京城市管理广播由市长提议建立，并由此得到了北京市各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政府背景使得它有能力与政府合作整合资源，使自身在信息内容的传播上更据有权威性。

　　面对自己生活的城市和社区，面对垃圾处理、环境、规划、拆迁等和百姓息息相关的话题，百姓需要听到“可信的声音”，而不是猜测与传言，《城市零距离》在这一点上抓住了百姓的“耳朵”，权威信息的发布使栏目本身由具备可听性成为具有必听性，这使得这一栏目具有了与众多频率和栏目较量的核心竞争力。

　　《城市零距离》将政府部门这一信息源与自身所具有的传通功能结合，构成了一条信息通道。它每期节目的嘉宾都是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县官”或者“现管”，在一些政策法规、城市规划等信息未能及时有效地传达给市民时，政府官员可以经由这一通道走进直播间现场办公。节目本身也从中受益，它传播的是独一无二的、权威的实用信息，这使得它的服务功能比其他有着相似传播意图的媒体和节目都更为强大。同时它又通过吸纳听众的问题和反馈，在这一通道里充分发挥了即时监督的作用。这一信息通道成为政府和媒介资源的最佳整合方式。

　　2．确保最切近听众的利益——贴近性

　　“城市零距离”这一名称直观地反映出编播者对于节目“贴近性”的强调：“零距离”，既是指听众和嘉宾的零距离，也是节目内容和百姓生活的零距离。《城市零距离》节目的选题中，民生类（即和百姓生活紧密相关的，如小区消防安全，子女教育，教育收费等）话题占到将近一半。并且，大部分选题都在节目播出前一周向社会征求意见，然后根据反馈决定是否采用所公布的选题。而对于节目播出中听众反映的问题的解决结果，则进行跟踪调查并及时反馈给市民。

　　要实现切近性，只有内容方面的努力还不足够；从节目形式看，贴近性强调尽可能采用民众乐于接受的形式，提高节目制作艺术。《城市零距离》在这方面的努力包括：尽可能地采用生动的访谈、增加热线电话接通量以活跃节目形式；不断摸索适合的主持风格，邀请在北京地区民众中受欢迎程度高的主持人比如北京交通台的刘思嘉加盟，并对现有主持人进行培训。还有一个最值得关注的努力在于对参加节目的嘉宾（基本上是政府部门的“县官”或者“现管”）进行适当的沟通与培训。

　　3．引进互动手段——使沟通更有效

　　以广播的形态出现，与听众沟通交流是实现传播效果的基本条件。广播快速、收听便捷，使得政府通过广播与群众直接对话具有可能性和可操作性。然而只有政府自说自话的沟通平台是残缺的，必须有另一方主体——民众的参与，这个沟通平台才是互动的，节目的传播才是可持续的。

　　使民众参与到平台上的沟通中，把他们与传播者相联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来自听众的问题和反馈。《城市零距离》很好地发挥了广播媒体的这一特点，民众能够通过热线电话、短信、网络等方式参与到节目中，与直播间进行或预先的、或实时的、或后馈的交流与互动，寻找方便、有效、快捷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随着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民众的民主意识、参与要求不断加强，《城市零距离》开放性的同步参与——听众参与与播出同时进行且可以随时加入节目，使这类节目更具有透明度、传真性和现场及沟通魅力。

　　另外，《城市零距离》栏目在新浪网上开通网络平台（http：//city.sina.com），在《北京晚报》开辟相关栏目，拓展了互动渠道。

　　《城市零距离》在话题选择上也考虑到了互动性。它们注重本土化服务和监督，寻找政府和民众及媒介自身视线的交叉点，使得在节目传播中，各方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发出、反馈者。节目通过政府官员与民众的直接对话，将传递方针政策的单项传播变作双向传播、及时反馈的鲜活对话，增加政策传递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政府官员也可以在“亲身体验”中更加直观地了解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难点、热点，从而有针对性地改进工作；民众能够通过所获得的话语权，与政府官员直接沟通，为自己的问题和困难寻找权威的解决办法，从而提升了民众通过正当渠道解决问题的观念和效率。这对于目前的中国，别具意义。

　　4．易听性与伴随性——栏目生存的可能性和竞争力

　　《城市零距离》的节目，在一个较长的时段（60分钟，无广告）中，根据主题不断推出多角度多层次的内容与议题，引导听众的兴奋点不断转移，减少了收听疲劳。而且，虽然每期只有一个主题，但是编播人员注重小角度切入和化整为零，由于内容灵活跳转，使得听众即便落下了前面的内容，转台过来依然可以继续收听，中间即使有收听间隔，回来之后收听也可以继续下去。

　　《城市零距离》提高自身的易听性的努力还体现在，在解读枯燥的政策时，避免照本宣科，而是力求选择典型事实，从市民切身利益出发，并通过主持人的主持技巧，实现有效传播。

【案例内容】

　　本案例选取了2006年3月20日《城市零距离》的节目，政府系列访谈之二十三：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刘振刚的一期，话题是知识产权应该如何保护。

　　刘振刚访谈实录

　　主持人：这里是《城市零距离》，我是主持人晶宇，禽流感目前可以说是对我们人类威胁比较大的疾病之一。不过还好我们国家已经研制出来了对付禽流感的药物，叫做达非药。不过我们还不能随便生产，还要给别人钱，之所以如此拘束是因为知识产权，因为瑞士公司已经申请了专利，如果别的公司和单位即便有能力生产它，也必须要通过它，否则就是侵犯了它的知识产权。从达非药的例子上，我们不难体会知识产权的重要。今天《城市零距离》请来了北京市知识产权局的一把手刘振刚先生，和大家一起交流，什么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和我们的老百姓，和我们的城市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首先非常欢迎刘振刚局长来到《城市零距离》。

　　刘振刚：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主持人：在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刘振刚局长也会充分地就知识产权这个名词、这个概念作充分的交流。听众朋友，从现在开始您可以通过北京城市管理广播收听，网友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网、北京网视收听，参加我们的节目有两种方式，拨打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和发送手机短信，移动用户08821073、联通用户8821073、小灵通用户18821073。欢迎您参与节目，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运用专利知识，促进创新发展”。

　　主持人：《城市零距离》，今天我们通过网视和北京广播网多种渠道都可以收听收看这期节目，今天我们请来的一把手是知识产权局局长刘振刚。刚才刘局长也和我们的网友和听众说了，治疗禽流感的药达非药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我们国家也有生产能力，但是很遗憾我们要受制于人，就是因为别人有专利权，我们没有。知识产权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不仅仅是专利权，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可能要请今天作客的一把手回答一个在您来说特别基本的问题了：知识产权到底包括了哪些内容？为什么有了这些内容我们就不能再生产像达非药这种别人有了专利的知识产权的东西了呢？

　　刘振刚：说到知识产权，它是一个概念十分广泛的统称。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行政机构，说到知识产权，大体上讲是指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专利；第二是版权；第三著作权；第四职务新品种；第五计算机集成电路设计；第五地理标志；第七商业秘密等其他的，每个人说法不一样，包括现在还有传统文化遗产都在里头。

　　主持人：也就是说知识产权包括的类别有七类或者八类，大家说法不一，而专利权是其中的一种。

　　刘振刚：对。

　　主持人：回答了一个基本名词，也是大家比较想了解的，百姓现在知道知识产权的比较多，编辑也做过测验，现在在网上输入“知识产权”这四个字，立刻就会有1000多万千的关于知识产权的东西出来，也可以说知识产权现在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但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讲，知识产权虽然铺天盖地很重要，但是感觉可能还是有点儿远。那么知识产权这个东西到底为什么现在这么重要？

　　刘振刚：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一个高科技的时代，高科技时代有很多新的技术不断出现，而新技术的出现就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有投入才有产出。那么怎么样鼓励大家不断有新的科技成果产出呢？在100多年前就设立了知识产权的这种制度。我们今天主要是说一下专利制度，就是在一个特定时间，国家给发明人一个垄断的权利，让他们能把自己的投入在合理的时间内收回成本。这样的话，发明人有积极性，我们社会总体上让出一定利益的时候也会得到一定进步，所以知识产权在当前比较重要。

　　主持人：知识产权很重要，但是我们百姓也很关心，知识产权到底离百姓有多远，或者我们平常的衣食住行是不是离不开知识产权呢？

　　刘振刚：现在可以说真的是离不开，我们买东西有商标，有国内名牌，有国外名牌。还有我们使用的东西，都有专利，比如我们的手机，今天一个彩铃，明天一个彩铃，都有专利，所以和大家密切相关。有的时候它在表面，像商标可以看得到。有的时候在一个机器内部里，你看不到但可以感觉到，所以是密切相关。

　　主持人：在您这儿可能是卖弄。因为我也看到一个手机，我们平常的通讯工具，实际上包含了四五千项专利的技术在里面。还有一个，咱们经常穿的衣服，拉链，现在国内有2000多家厂家在生产，而且技术水平非常高，拉链质量还不错。但实际上在世界上有这种专利技术的特别巨头的应该是日本的YKK这个公司，而且它的质量在我们国内来说也是非常领先的。最关键的它是在中国有一个专利的注册，申请了这个专利，现在许多企业都会担心，它的这项专利，虽然在国外都是15美元一米，而我们国内生产，像义乌生产的一米才有七毛钱，这个比例从价钱上是100多倍的悬殊。我们国内制服的厂商一般沿用国内的成本就比较低了。如果日本的YKK公司要追讨，或者关注我们国内的侵权行为的话，可能将来我们一个衣服的成本就远远不会像现在这么低了，这个例子我想您一定非常了解。

　　刘振刚：说到知识产权，我们必须区分一个概念：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区别。比如说，今天我们的访谈，我用的麦克，戴着耳麦，这是有形资产，在我拥有的时候，通常就有一定的权利。无形资产不是这样，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是法律给一个抽象的东西赋予了权利，这个权利跟有形资产的区别是什么？因为你享有权利你才能拥有这项技术。如果在中国申请，那么别人不能进入，如果要进入，必须征得我的同意，或者给我付费。在国外也是这样。如果YKK企业在中国申请了专利，那就表示它在中国的市场上划上了地盘，使中国的其他企业不能进入，我们要进入就必须给人家付费。因为有这样一个专利技术，所以它就可以控制市场的规模和价格，而我们的企业大部分是有这样的能力，我能够生产出来，但是我没有权力，如果我想把产品推销出去就必须给人家付一定的费用，权利和能力是不一样的。

　　我们还有一些问题，包括我们现在到医院看病，大家都觉得检查一下都很贵，为什么很贵呢？主要原因，除去在医院经营中有一些不正之风，其中很主要的原因，我们用的大型的检测设备、进口的药都有很多高新技术在里面，也有很多专利，所以我们必须付费。看来是没有不付费的午餐。

　　主持人：付费之后可能就水涨船高，对于我们这些患者来讲，可能相应的治疗费用成本就高了。

　　刘振刚：对，但是大家也许会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放弃呢？不付费呢？如果不付费？比如今天我们说不付费，可以。那么明天就没人来我们这里了，等于我们技术的发展就没有动力了。那么我们生活的改善速度就会很慢，所以鼓励创新必须给人家一定的利益作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