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是一则优秀的录音新闻作品。它采制于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与邓小平会见的当天——1989年5月16日，并于第二天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中播出。其作者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资深时政记者刘振英。

　　该作品题材是国际间重大的时政新闻，在几十年的对立之后，中苏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

【节目文字稿】

　　录音新闻：《中苏高级会晤在北京举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刘振英；

　　作品文字稿：

　　现在播送本台记者刘振英采制的录音新闻《中苏高级会晤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

　　记者：各位听众，1989年5月16号是个很有意义的日子，邓小平主席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主席坐到一起，举行30年来的第一次中苏高级会晤，从而结束中苏关系的不正常状态，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出现场音响，压混）上午10点钟，戈尔巴乔夫主席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同迎候在这里的邓小平主席见面。两只有力的手紧紧地握到了一起，数不清的摄影机、照相机和新闻记者的笔真实地记录下这一不寻常的历史镜头。

　　（出邓小平讲话音响）“三年前，××同志（听不清）带信给戈尔巴乔夫同志，希望我们能够啊消除三个障碍啊，能够早日实现我们彼此之间的见面和对话。”

　　（出戈尔巴乔夫讲话声，汉语翻译，下同）“我记得这样。这是对于我们思考是一个很好的促进。因为看起来一切都做的是及时的，是很好的。”

　　（邓）“那是你的一篇讲话促使我提出这个问题，从长期以来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戈）“我同意。”

　　（邓）“坦率地说，世界的问题、中心问题是美国和苏联的关系问题。戈尔巴乔夫同志在海参崴的讲话呀，使世界的人都看到，我也看到，有新的内容，我看到美苏的竞赛呀可能有个转折，可能有个解决的途径，可能由对抗转到对话，这个希望是人类的希望。所以当时就是在我们中国人的面前提出一个问题：中苏关系可不可以也得到改善。出于这样的动机，才请你来华，花了三年时间。”

　　（戈：）“你提出了三个障碍，所以需要三年的时间。（笑声）每一个障碍需要一年的时间。”

　　（邓：）“宣布一下，我们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掌声）同时也利用这个机会，我们两党的总书记会面，也同时意味着两党关系的正常化。”

　　（戈：）“首先我想表示感谢，感谢你为我们今天能够到此进行会见所做出的贡献。以至你为我们创造了机会能够在这里祝贺我们两个国家关系正常化。”

　　记者：这次会晤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会晤以后，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李肇兴向本台记者介绍了这次会晤的情况：

　　（李肇兴：）“会晤的气氛友好、坦诚。邓小平说：我们这次会晤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戈尔巴乔夫对此表示赞成，他说：我们这样做是很及时的，为了实现今天的会晤我们曾经做了大量的工作。邓小平主席还回顾了外国列强对旧中国进行的侵略、压迫和割取领土的历史，以及中苏两国、两党关系过去所走过的一段曲折历程。邓小平主席强调：关键问题是国家与国家要平等。他说：谈谈历史问题是为了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向前进。邓小平说：中国不会侵略任何别的国家，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中国比较贫穷，但是坚持独立自主。戈尔巴乔夫说：对以前一段时间双方关系恶化的历史，苏方认为自己方面也有过错。至于一些历史问题情况很复杂。

　　“尽管邓小平主席的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苏联方面也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两位领导人都表示：过去的事情过去了，重点在于应该向前看，在发展两国关系方面多做实事。两位领导人还就柬埔寨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双方在这一问题上有一些共同点，但是没有完全取得一致。双方同意，由两国外长继续就此交换意见。”

　　记者：李先念、姚依林、吴学谦、阎明复、钱其琛等参加了这次会晤。苏联方面参加会晤的有：随同来访的谢瓦尔德纳泽外长等。会晤以后，邓小平主席设午宴招待戈尔巴乔夫主席和夫人等苏联客人。（根据录音整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89年5月17日播出）

　　事件链接：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追忆

　　历史性的握手

　　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定于5月16日10时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

　　9时10分至20分，李先念、姚依林、吴学谦、阎明复等领导同志和钱其琛外长陆续来到了东大厅。他们握手寒暄后，都默默地坐下，等候即将举行的历史性会见的主角——邓小平同志的到来。

　　中苏间至此已有整整40年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

　　——从十年友好，到十年对立，再到十年对抗，直至兵戎相见，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由于“冷战”转入“热战”，盟国成了敌国……，双边关系几乎陷入“山穷水尽”的绝境。

　　——20世纪70年代末，小平同志复出后，着手实行强国富民、缓和世界局势、与各国友好合作的务实政策。调整对苏关系这一影响战略全局的大事，自然也就进入到他的视野中。差不多与此同时，苏联与美国争霸已经力不从心，逐步从对外扩张的顶峰往下跌，从而被迫实行战略调整，也开始思考如何缓和对华关系。这两大因素客观上使得双方“相向而行”，中苏关系“绝处逢生”因而也就露出了一些曙光。

　　——勃列日涅夫传来“绝唱”（去世前发出改善中苏关系的信号），小平同志通过多种渠道作出回应，并采取高屋建瓴、坚持原则、稳健灵活、锲而不舍的对策。

　　——在小平同志的不懈推动下，经过长达六年异常艰难的中苏政治磋商，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威胁中国安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态度，终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下决心卸掉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这个历史大包袱，从而消除了牵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障碍。

　　经过异常艰辛的十年对话，“山重水复”已达一二十年之久的中苏关系，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

　　9时35分，小平同志在女儿萧榕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东大厅。李先念等领导同志纷纷上前与老人家握手问候。小平同志频频举手、点头向在场的人员致意。他老人家都快85岁了，可精神还是那么矍铄。小平同志十分安详。曾听人讲过，每次在大战前夕，胸中自有雄师百万的邓政委，总是那样“心静如止水”。

　　小平同志安详地坐着，话不多，但有一句我一直记得。老人家告诉大家：请人给戈尔巴乔夫带口信以来，在这三年多时间里，“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

　　9时45分，贵宾车队离开国宾馆18号楼。礼宾司司长江康根据通过步话机传来的信息，不断地向站在会见大厅正门内侧的小平同志，报告着贵宾车队来人民大会堂的“行踪”。我站在小平同志的身边，只听得老人家频频地说：“噢，出钓鱼台啦，好！”“噢，过西单啦，好！”萧榕同志和小平同志的助手先后对老人家说：与戈尔巴乔夫握手的时间最好长一些，好让记者们拍电视、照相。

　　9时55分，车队过了六部口。我们在东大厅的人员被告知：从此刻起，中央电视台开始向全世界直播邓戈会见的实况，要大家注意举止仪容。听一位“老礼宾”说，这种电视直播在我国外交史上尚属首次。

　　10时差一两分钟，小平同志破例到东大厅正门外迎客。此时，已在那里等候多时的中外记者，黑压压地一大片站在又宽又高的大梯子上，有些人的脑门儿几乎顶到离地面十几米的天花板。

　　10时整，戈尔巴乔夫来到小平同志跟前，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一二百盏镁光灯顿时闪成一大片“银色火海”。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10时过了三四分钟，宾主入座。小平同志一开始就表示，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他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两国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接着，小平同志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说：现在结束过去，过去的事情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对于中方的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

　　小平同志扼要地回顾了列强侵华的历史之后，花了四五十分钟时间，着重谈中俄、中苏关系，回顾了近一二百年来两国关系的演变。

　　小平同志指出：沙俄“侵占”了15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从中国“得利最大”，“以后延续到苏联”。“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小平同志谈及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时，说自己是“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他指出，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对于这场大论战的是非，我国从未做出过正式表态。在会见中，小平同志代表我们国家首次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我当时听到后顿时为之一震，亲身感受到老人家的实事求是和光明磊落。

　　小平同志指出：从60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恶化了。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中国“很自然地”“得出了结论”。

　　小平同志强调：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就“一风吹”，“把重点放在未来”。

　　中苏关系正常化包括两国、两党关系的正常化。两国当时依然承认彼此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会见中，小平同志花了将近20分钟时间专门谈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两大问题。他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100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他还说：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在苏联正面临着复杂局面的紧要当口，小平同志特意与戈尔巴乔夫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我领会，这是有很深用意的。这表明老人家热切期盼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不断发展，“十月革命”这面旗帜能在十月革命故乡的上空继续飘扬下去。

　　两个半小时的“超长”会见

　　12时整，会见已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小平同志此时谈兴还正浓。过了大约四五分钟，萧榕同志递上了一张纸条。我坐在老人家后面的椅子上，纸条上写的五六个字看得一清二楚。女儿这是在提醒父亲：会见的时间已过。但小平同志连看也没有看一眼，就把条子推到了茶几的一边，继续兴奋地谈着。可以感觉得出来，萧榕等同志在那里干着急，紧接着还有四场大活动呢，而且还是一环紧扣着一环：下午1时小平同志午宴，2时、5时戈尔巴乔夫分别与中国总理、中共中央总书记会谈，7时总书记晚宴。

　　12时20分，萧榕同志又递上了一张纸条，提出午宴时再边吃边谈。老人家还是没有理会，继续在谈着。只是大约过了10分钟之后，小平同志才拿起一张条子看了看，略带歉意地说：“哦，时间过了，人家在催我呢！好吧，现在就吃饭去，好在等一下子还可以边吃边谈。”

　　12时30分，中苏高级会见结束，历时2小时又30分钟，比原定的“超长”会见时间还超出了半个小时。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上辞去了党中央和中顾委的领导职务，这次是以“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身份会见戈尔巴乔夫的。1989年9月4日，与戈尔巴乔夫会见后不久，小平同志就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恳切希望中央批准”他辞去“现任职务”。老人家保留了上述两个职务到与戈尔巴乔夫会见，这表明他对与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举行会见，共同宣布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热切期盼与高度重视。

　　下午将近1时，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设宴款待戈尔巴乔夫。双方参加宴请的官员很少，气氛十分庄重。这次午宴与此前的会见一样，显得特别不同寻常。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继续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交谈。

　　邓戈会见后不久，萧榕同志有一次宴请苏联客人时让我去作陪。她将我介绍给苏方客人时说，她与我都是邓戈会见的“见证人”。席间，萧榕同志回忆起邓戈会见的情景时对我说，她父亲为了这次会见准备了好几年时间，那天见到戈尔巴乔夫特别高兴。中苏关系最终实现了正常化，老人家感到十分欣慰，与他谈了两个多小时还不愿打住，随后，午宴时也在谈，一直兴致勃勃的。

　　拜见长辈毕恭毕敬

　　在此次中苏高级会见中，据我观察，戈尔巴乔夫对小平同志是很尊敬的。

　　5月15日中午12时，戈尔巴乔夫飞抵北京。这是继赫鲁晓夫1959年9月30日到北京参加中国国庆十周年活动后，苏联最高领导人30年来首次踏上中国的领土。他在首都机场发表了一篇颇有亲和力的谈话。他说：苏中两国有个一模一样的民谚：“百闻不如一见”。对于中国的改革，真可谓已经是“百闻”了。今天，我与拉伊萨?马克西莫芙娜（戈尔巴乔夫夫人）正是为这个“一见”而来的。我将同中国的领导人谈谈，与老百姓聊聊，尽可能多看看。

　　16日上午10时刚过，戈尔巴乔夫在小平同志的陪同下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时，表情显得有点紧张。他一边落座，一边打开随身带的手提箱。一支笔突然从箱内掉落在地，发出小小的响声，我坐在他的后面却听得一清二楚。戈尔巴乔夫当场对这个小“闪失”显得有些尴尬，连忙弯下腰去捡起那支笔，定了定神后庄重地说：“我们政治局全体都赞同您那句著名的话”（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坐在这位曾震撼过世界的“传奇人物”身旁，戈尔巴乔夫的崇敬之情显而易见。他一直聚精会神地听老人家在讲，不时边听、边记、边点头，连连说：“对”，“是的”，“同意”，“完全赞同”。他偶尔也插插话，比如，当小平同志忆及三年前请人给他带口信时，他“幽默”了这么一句：“三大障碍”——三年时间，正好一年解决一个。当小平同志谈及对中俄、中苏关系一些问题的看法时，戈尔巴乔夫或者声称，苏方对此有不同意见，但今天不准备争论；或者表示，这些年没有白过，弄清楚了不少问题。看着坐在前面只有半米远的戈尔巴乔夫，我脑子里突然闪出了这么一句：在一位85岁高龄的长者跟前，一个58岁的“后生”毕恭毕敬！

　　面对俄中关系三四百年的风风雨雨和苏中关系三四十年的恩恩怨怨，戈尔巴乔夫讲了三层意思，对小平同志有关中俄、中苏关系的谈话做出了回应：一、对俄中、苏中关系中某些问题的成因，苏方有自己的看法；二、对两国间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所产生的某些问题，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三、同意过去的问题就讲到此为止。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这番话说得还是比较得体的。谈到中俄、中苏关系的历史时，小平同志虽然从负面角度点了“沙俄”、“苏联”的名，有些话说得还相当重，但戈尔巴乔夫没有进行争论。如前所述，他于1988年底曾向往访的钱其琛外长承担了苏方对苏中关系恶化的责任。但是，他这次当着小平同志的面说出了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我觉得，这显示出对改善两国关系的某种真诚愿望。

　　对于中国当时在政治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戈尔巴乔夫在公开场合采取了一种高姿态。他曾对记者说，对于中国内部的事情，他“不能充当裁判”。还说，中国有关各方正在进行对话，希望他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大约两年过后，一位曾经跟随戈尔巴乔夫到中国访问的苏联朋友在莫斯科对我说：戈尔巴乔夫到北京是去“朝见”邓小平的。他在内部曾说过，邓小平传奇的一生充满着智慧，在邓小平面前，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是个“小字辈”。

　　摘自《百年潮》李景贤/文http://www.china.com.cn/culture/txt/2008-06/21/content_15865020_5.htm

 

　　采访小平同志外事活动二三事

　　作者：刘振英

　　在我三十多年时政报道的生涯中，多次采访及聆听邓小平同志的谆谆教诲。他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不计个人得失、勇于承担责任、无私奉献的品格，至今还深深震撼着我。

　　……

　　小平同志有着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谈判艺术也很高超，代表中共同苏共论战更可称之为不辱使命的精彩章节。我没有赶上这次论战，却有幸亲历了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很巧的是，也是中共和苏共领导人的交锋。不过，上一次是中苏两国关系恶化的开始，这一次却是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序幕。当时，会见场所是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交谈中，小平同志的主要话题却是中苏交恶的历史，还不客气地批评苏联当年以老大自居，给中国革命和建设遗留的灾难后果。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和书写者，小平同志的话无疑是权威的，无庸置疑。但在两国关系即将正常化之时，这番话是否会给友好的气氛蒙上一层阴影？一时间，场面有些凝固。但小平的话锋至此一转，说，我今天说这些话的意思，只是想让苏联人知道，中国人要的就是“平等”二字。接着他又诙谐地说，我今天向您说了，明天我也就忘了，这叫做“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一切向前看。真是峰回路转!全场人都松了一口气，整个气氛顿时活跃起来。这篇讲话给三十多年的中苏论战这一段公案画上了一个句号，也给了两国人民一个交代。我想，当时除了小平同志，任何人都不会说出这番话的。

　　http://www.cnr.cn/zhuanti1/2005tq/fy65/t20051216_504144887.html

　　进入80年代后，中苏关系逐渐解冻。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5月访华。苏联代表团成员名单中，欧福钦（弗谢沃洛德?奥夫钦尼科夫，1953年3月，他27岁时第一次来到中国任苏联《真理报》驻华记者）的名字赫然在列。这一次，他的身份是负责参与起草相关文件的专家。

　　此次访问的重头戏当然是85岁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与58岁的戈尔巴乔夫举行的高级会晤。邓小平为这次会晤确立了主题——“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欧福钦对记者回忆，他参加了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的会晤，但“我们没有被请出去，我只听到戈尔巴乔夫对邓小平说：‘我们应当用推土机把这个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推平，然后所有改革才能够进行下去，否则所有一切都将掉进沙堆里’”。

　　对此，邓小平回答道：“现在我们和您正行驶在一条乡间土路上，也就是计划经济。它是坑坑洼洼的，但已经被车轧平了。而右边有一条高速公路，也就是市场经济。我们需要从现在这条路转向那条路。为了能够转过去，必须牢牢掌握方向盘，而您建议去掉方向控制！那么，您怎么将汽车从这条道路转向另外一条呢？”

　　欧福钦说:“我觉得，邓小平很睿智，因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尤其需要国家调控。可惜的是，苏联70年间，我们没有保存全国人民辛苦创建的财富。”

　　——摘自：江泽民接受俄国记者采访时请教苏联解体问题10-04-2813:06发表于：《角落》，http://www.xici.net/main.asp?url=/u16953100/d118000830.htm

　　这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新闻很好地记录了这个事件。其事件本身是预发性质。

　　这是一则很典型的录音新闻作品。作品的结构是“三明治”式：前后为记者解说，中间是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音响。其特点是音响使用量大，基本全部用音响来说明事件主题。我们从两位当时的中苏两党和两国领导人的谈话中，不但能了解事件的经过，而且能听出很多“新闻中的新闻”，听到了领导人的状态、会谈“友好、坦诚”的气氛，直至两国的之间微妙的关系。

　　最后，记者又请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介绍的音响虽然很完整也很圆满，而且很坦率地谈到了双方的分歧，有不少信息；同时这种谈话对于记者来说也比自己写作更加容易、更加稳妥。但是这段话的语言趋于书面化、语调平缓，没有特点，听起来不那么生动有趣，比较公文化，而且语速较慢，占用了较多时间。这段讲话反应的是外交部的立场，它一般是针对特定人群、而非社会大众的，听众较难听出个中三味。所以这些内容不如由记者自己来说——使用口语化的语言，选择具有新闻价值的报道角度，可能效果比现在的要好。

　　这也证明，不是一味简单地选择使用音响，报道就一定好听；不是用音响做报道就一定比用解说更好。音响使用要确实具有解说不可取代的作用、价值时，使用才有意义，否则反而不如使用了解广播媒介传播特点的媒介人——广播工作者用广播语言写作地道的广播新闻稿说得更清楚，更易于接受。因为记者要对听众负责，而官员是对上司负责，说话对象不同，效果会显著不同。

　　采录中，由于记者已经担任多年国家台的时政记者，与安全保卫人员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从而可以将录音话筒放置在领导人就坐沙发前面的茶几上，最终录到清晰的谈话音响，拿到了第一手声音资料，保证了节目的成功，这对于广播录音新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资源，加上记者适当的剪辑、到位的解说串连，形成了完满的报道。

　　学生通过此作品可以了解中国、前苏联历史上关系正常化的重大转折事件，同时领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小平的风采，并从中了解重要政治对话的内情，领略录音信息量大、客观多样的魅力。

　　该录音新闻获得1990年全国广播电视优秀新闻评选一等奖。

　　该案例用于录音新闻教学中，作为时政新闻的代表，和“三明治”式的音响使用模式的范例。其展示“新闻中的新闻”的超强能力也能很大程度上反应出音响报道的魅力。

　　【作者介绍】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政部主任刘振英

　　刘振英，1945出生，河南永城人，高级记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委、新闻中心副主任兼时政部主任，高级职称评委。中国广播学会会长，中华慈善总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大制度新闻协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中国21世纪友好协进会理事，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理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兼学委会委员，黄埔同学会宣传委员，合肥工业大学兼职教授，南开大学兼职教授，北京永城人家乡联谊会会长等。

　　1966年从部队奉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30多年政治外事记者的生涯中，参与了许多重大政治活动的报道，从“九大”到“十五”大，持续采访了中国共产党7次全国代表大会，从“五届”全国人大到“九届”全国人大，连续25年采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76年成功采写粉碎“四人帮”天安门广场百万人庆祝集会现场直播稿；1978年准确抢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新闻公报；1984年和1999年10月，他都在天安门城楼上采访，亲眼目睹了共和国国庆庆典的盛况。1997年7月赴香港参与香港回归的宣传报道；1999年12月赴澳门组织并参与澳门回归的宣传报道。

　　在外事报道中，他采访了尼克松访华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田中角荣访华恢复中日邦交，撒切尔夫人访华双方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等重大历史事件。

　　他随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几十个国家，采写了大量的新闻作品。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多篇新闻理论文章。1994年获中国范长江新闻奖。

　　1996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的事迹分别入选1994年版《中国新闻年鉴》、1995年《中国人物年鉴》、1995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丛书第四卷、《2000中国风云杰出人物特集》、《中国世纪英才荟萃》等。

　　http://www.cnr.cn/2004news/zgjz/200302/t20030227_94341.html

 

　　高端报道振英风

　　——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政部主任刘振英

　　2004-09-1200:00来源：作者：本报记者常量

　　他从党的“九大”到“十六”大，持续采访过中国共产党的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是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是中国新闻界最高奖———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他的名字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到千家万户……他就是刘振英。

　　但刘振英却一直低调行事，不愿张扬。面对记者，他说得最多的就是：“没什么！”

　　高山不语，自是一样的巍峨；蓝天不语，自是一样的高远。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光英手书一幅对联送给刘振英：淡泊世俗，两袖清风。

　　刘振英说，“我是生活在知识分子中的非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入俗的农民，高中毕业，学历不高，水平有限，比不上那些科班出身的大学生。”但他的作品《站在历史边上》，却成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的教材。

　　刘振英的经历发人深省，给人启迪。在一个夏日的上午，很少接受记者采访的刘振英冒雨破例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因为这是家乡的需要。

　　刘振英反复说：“人一定要清醒地认识自己，摆正位置，低调门做人，高标准做事。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成绩属于大家。”他动情地说：“自己常想为家乡做事，而又感到能力有限，力不从心。”

　　1945年刘振英出生于永城。19岁那年，家里穷得吃不上饭，实在没有办法，他只得去当兵。乡亲们很同情这个懂事的孩子，挥泪把他送到村口。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当兵竟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在部队入了党，并连续被评为“五好战士”。1966年，因刘振英在部队表现优异，又遇上一个难得的机会，组织上将他选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刘振英对自己心里没有底，不愿意去。没办法到了中央台后，怕自己基础差，底子薄，干不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误国误己，便请求干一般性的工作，比如到收发室收发信件。他越是谦虚，组织越认为他可靠，于是他走上了记者的岗位。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刘振英一旦当起了记者，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很快他就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他的进步靠自己的努力，同时也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他耳濡目染的影响。老一辈的教诲，让刘振英刻骨铭心。多年来，他养成了少说多做，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的风格。讲真理、讲义气、讲党性，他说这是一个政治记者最起码的素质。

　　在新闻采访领域，刘振英总能站在时代的高度，敢于负责，敢于创新，敢于往前冲，表现出很强的政治责任感和新闻记者的使命感。1976年，他成功地采写了有100万人参加的粉碎“四人帮”天安门广场庆祝集会现场广播稿；1978年他准确及时地抢发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他在完成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以及五届、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历次会议的报道任务中，每次发稿都达几十篇，几万字之多。1970年、1984年和1999年的10月1日，他都在天安门城楼上采访，目睹了共和国21周年、35周年和50周年国庆庆典的盛况。

　　刘振英还多次采访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视察活动和重大政治活动，仅改革开放以来，他同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新闻单位记者合作采写的、有分量的头版头条消息就达数百篇之多。在外事报道方面，他先后采访了100多个国家领导人的访华活动，尼克松首次访华、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田中角荣首次访华、恢复中日邦交，撒切尔夫人访华、双方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等重大活动，刘振英都身在其中，并作了准确及时的报道。他随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了五大洲八十多个国家，采写消息、特写、通讯、新闻综述，以及录音新闻和现场口头报道等各种体裁的作品达数千篇，受到国务院、外交部有关领导的肯定和听众的赞扬。

　　1997年刘振英参与了香港回归的重大报道任务。他带领年轻同志冒雨用手机对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抵达香港的活动进行现场直播，并取得了成功。他还参与起草了几场重大活动的现场转播稿，并准确及时地报道了江泽民、李鹏在香港会见香港特区政要和外宾的活动。在香港回归报道中，刘振英荣获中央台先进个人称号。1999年刘振英又赴澳门参与了澳门回归的重大报道任务，在澳门国际机场成功地指挥了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抵达澳门的现场直播。他还全部承担了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总理在澳门会见澳门政要和外宾的采访活动，这些活动的稿件都在中央台第一时间播出，虽然不是直播，但在所有新闻媒体中却是最早的。

　　浅水则响，深水则稳。

　　成绩卓著的刘振英对个人的名利却十分淡泊。1985年，中央台在“文革”后第一次评定职称。刘振英自觉没有学历，便主动放弃主任记者的申报，只申报中级职称，后经多人劝说，刘振英怕挡了别人进步的道，才申报了主任记者。1994年，中央电台有两个范长江新闻奖候选人名额，这可是中国新闻工作者优秀成果最高奖，而且是人品和作品的综合奖，一个人一生只能评一次的终身奖。组织决定推荐刘振英，刘振英竟不动心地向台领导表示要退出，他对台领导说，理由有二：一是怕评不上，自己多少有点名气，太丢人；二是怕被评上后，被“火烤”，心里难受。后来台里还是推荐他，并且榜上有名。被评上后，他主动建议台里不发奖金，不搞庆祝会。就在这一年，他被聘为时政部主任。1996年，被评聘为高级记者，并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经广播电影电视部推荐，1996年11月，刘振英参加了中央组织部举办的第七期党员专家理论研究班，成为中组部认可的党员专家。1997年他被吸收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高级职称评委。1998年在中央台机构改革中，被聘任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中心副主任兼时政部主任。2000年开始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委。2001年当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纪委委员。

　　刘振英还担任许多社会职务，其中包括：中国广播学会会员、中华慈善总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中国人大制度新闻协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21世纪友好协进会理事、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理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兼学委会委员、黄埔同学会宣传委员、合肥工业大学兼职教授、南开大学兼职教授、北京永城人家乡联谊会会长等。

　　有人说，上世纪60年代到“文革”结束，政治运动此起彼伏，采访政治新闻的刘振英却一路绿灯，十几年不倒，可谓“高人”。而刘振英却说：“只要恪守一个记者的本分，经受住各种名利的诱惑，就永远不会倒下。”他再三说：“人最怕找不准位置。只有找准了位置，才会有幸福感。我的一点成绩靠的是党和人民的培养，靠的是历史给予的机遇。”

　　http://www.sqrb.com.cn/gb/rbbm/2004-09/12/content_168412.htm

【案例相关照片与链接】

　　

　　照片说明：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

    音频链接：

http://10.232.3.240/casesvideo/gb/dengxiaopinghuijiangeerbaqiaofu.w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