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阮次山简介：

著名专栏作家，现为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兼首席评论员。毕业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后赴美国深造，获圣约翰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学位。曾出任中国广播公司新闻编制组组长及英文《Taiwan News》副社长兼总编辑，其专栏文章以不同形式在世界多个国家的报刊刊出，如新加坡《联合早报》、香港《信报》、纽约《中外论坛》等等。阮次山在其主持的《时事大参考》及《风云对话》中，独家与各国政要人士访谈，被访者包括以色列前总统卡察夫、印尼前总统梅加瓦蒂、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巴勒斯坦前主席阿拉法特及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等。同时，他还担任《新闻今日谈》的主要评论员，以阅历丰富、见解独到而著称。2001年，凤凰卫视老总刘长乐邀请阮次山加盟凤凰卫视做时事评论，从“时事开讲”、到“新闻今日谈”、“VIP会客室”，到“风云对话”，“结结巴巴，却能把事情说的头头是道”、“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阮氏风格令观众为之一亮。阮次山由此成为迄今为止，绝无仅有的“中国电视上的结结巴巴的老头儿评论员”。

《风云对话》简介：

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周日晚上10点钟播出，围绕国际焦点事件、叱咤风云的重量级人物，专访全球政治最关键、最敏感的人物，当权者，当事人。赫赫有名的世界级人物，亲自向您剖析他们的观点。阮次山以“中国心”和“中国眼”看世界，运用巧妙手法，让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逐渐褪去伪装。全新改版的《风云对话》形式更精美，内容依然保持高水准。操纵水晶球，纵观世界风云的阮次山将更准确更深入探悉国际政局。阮次山与各国政要风云人物会面的经典画面在片头中一一展现，让整个节目在开场就营造出更加国际化的时尚感。

《风云对话》阮次山：从中国人角度看世界

（节选，2006.06.23 09:08来源：新周刊   作者：胡赳赳 孙琳琳）

 

《新周刊》:你现在职务是凤凰资讯台总编辑，工作上有没有感到压力？

 

　　阮次山:我个人的哲学是没有压力感，我永远是面对困难解决这个困难，所以我对压力的体会和别人不同。过去两个月我在美国跑了一圈，21天访问了25个人，我说我不觉得有压力啊。该访的该做的而已。我跟同事讲，从事新闻工作是自愿的，辛苦也是自愿的，所以很累。过去一个月我喉咙反反复复讲不出话来，你怪谁呢，这是工作，又没有人强迫你这样做。我心里没有压力，只有工作。

 

　　《新周刊》:《风云对话》这个节目开播4年了，你对这个节目的理解是什么？

 

　　阮次山:我觉得过去4年的《风云对话》有架桥沟通的功能，没有一个民间机构像我们那样，跟那么多国家高层和领导人物采访，让他畅所欲言。我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中国人要了解你那个国家，要问什么样的问题，要了解什么样的事情。我做什么桥梁呢？我做的就是把中国政府可能的信息告诉他们，我过去访问的都是做这个工作，现在欧洲国家、美国、亚洲国家，甚至阿拉伯国家，都把我当成他的朋友，把凤凰当成他的朋友。过去《风云对话》每一集、每一次访问外国的政界的人士，或多或少加深中国观众对他们的理解。

 

　　《新周刊》:你刚才谈到4年是个漫长的时间，为什么是漫长的时间？

 

　　阮次山:辛苦，真的很辛苦。为什么？跟这些外国政要联络采访，过程不是大家可以想象的。上次我们到菲律宾去，讲好的某年某月某日，我访他们的总统阿罗约。我带了一队人马过去了，到了那天打电话，说不行。为什么，她参加APEC 会议，布什拒绝见她，她心情不好。一个国家的总统，定好日子，我带了一队人马过来，她说不行，她心情不好，我又不能杀她。有时想想过去4年很感慨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

 

　　《新周刊》:在和各国政要对话的时候，你是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呢？

 

　　阮次山:讲老实话，这个需要经验，你一开口就知道他愿不愿意和你平起平坐。所以面对他们的时候，只要坐下来，就没有失败的采访。我常常耍的一招就是，他属下说只给我15分钟，我说好，我绝对有办法让他留到25分钟，只要他聊开心了。我提问题是有一点诡计，15分钟快到了，在14分钟时就会提出一个问题。他随便一讲就到20分钟了，等到快到2 0分钟时又会提出一个问题来，15分钟通常会揩油揩到25分钟。

 

　　《新周刊》:那你采访时也戴块表？

 

　　阮次山:我们有摄像，他们会提示我的。所以我采访那么多国家的政要，90%的都揩油了。

 

　　“80%的政要面对摄像机都会紧张”

 

　　《新周刊》:现在他们接受你的采访时可能是因为这是一个有名的栏目，那么第一次对话时你是不是有些难度？

 

　　阮次山:电视采访，不管多大的腕，面对摄像机也紧张，他们在接受采访之前都是很有准备的。比如说普京，一出来，我奇怪他脸这么白，原来是化的浓妆，英国首相布莱尔也是，结束后我跟他的新闻助理开玩笑，我说你们首相化妆技巧很好，看不出来。他说您不知道，我们首相每年化妆经费是17000英镑。80%的外国政要面对摄像机都会紧张。所以我和他们调整座位的时候就会开玩笑，我说，你不要理会这几个人，聊几次就亲切了。对于严肃的人，比如梅加瓦蒂，她一坐下来我就叫翻译开始翻译，我说夫人，你的样子和你的相片相比漂亮多了，哪个女人会拒绝这个问题呢？她就哈哈大笑，我说我居然可以看到如此璀璨的笑容，我知道我的访谈就成功了一半了，25分钟的访谈她最后都不想走了，我不能违反人家习俗，她要去祈祷，我就和她道别了。之后我老板说：你是第一个吃女总统豆腐的人。

 

　　《新周刊》:他们反过来影响你吗？

 

阮次山:跟这些政要接触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知道人家在这么高的位子是怎么想问题怎么看问题，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作为新闻工作者，自己的脑袋要像棉花一样吸收，他们对我影响也很大。我分析问题的时候常常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从他们的反应仔细思考，他为什么这么想？我很幸运，我和这些人接触，我的资讯在更新，我讲出来的评论也是别人不可能讲出来的。

 

“风云对话”阮次山

(节选，东方网，2004年8月2日 10:12)

 

我天生就是做新闻的料

 

　　记者：能够和那么多政要进行对话实属不易，您是怎样联系到这么多炙手可热的人物的？

 

　　阮：来凤凰卫视做《风云对话》前，我在美国做过二十多年新闻，当时做的是平面媒体，美国总统从尼克松开始直到现在的布什我都采访过，我前后采访过的各种政要不下300号。每次联系时，我都会将我以前采访过哪位政要的资料寄给对方，这样的话对方就觉得不是在跟一个很随便的人做访谈。

 

　　记者：但任何人都有第一次，您第一次采访政要如何呢？

 

　　阮：可以说我天生就是做新闻的料，一方面我是学新闻出身的，另外我做采访时从不胆怯，第一次采访政要是在29年前，那时我刚刚出道，要去采访当时一位来自纽约州的参议员约翰·巴克莱，采访前我对美国政治了解得并不是很深，为此我花了一个星期时间去研究这方面材料，结果当我把提纲及相关内容寄给他时，对方就接受了我的采访。

 

　　普京浓妆出场重视自己形象

 

　　记者：您采访过的政要里，有什么观察到的细节性故事？

 

　　阮：这些政要无论是大国的还是小国的，他们都是人中精华，对国际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们在镜头前的反应就不一样，比如说一些小国的领导人就会很紧张，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机会很少。比如说我曾经采访过蒙古总统巴嘎班迪，他一面对镜头就紧张得不行，这个时候我只好先问一些轻松的、个人的问题而让他放松下来。相比之下，西方国家的政要由于面对镜头的机会很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要轻松一些。也有一些政要比较重视自己的形象，比如普京，他出来时上了浓妆。

 

　　说“你的问题有意思”就是嘉奖

 

　　记者：我们知道政要都很忙，您在《风云对话》中也提到说当时采访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时限定的时间只有5分钟，您是怎样在很短的时间内让问题变得有效性的？

 

　　阮：我刚才说过，采访前做功课很重要。功课做好了，有时候采访是能顺势延长的。前不久在曼谷召开世界艾滋病大会时我有幸采访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当时限定时间是20分钟，采访完后他要出席由泰国总理他信主持的一个活动，但当时我们聊得很起劲，他觉得我的问题很有意思，到点之后双方都觉得意犹未尽，然而安南秘书长又必须离开，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告诉我说他今年10月份将访问中国，到时候可以联络他的秘书再进行一次专访。

 

　　记者：您常提到采访对象会说您的问题有意思，在您看来，这是种嘉许吗？

 

　　阮：可以这么说。每次采访完，如果采访对象说我的问题很有意思，实际上表明整个采访成功了一大半。前几天我还采访过香港未回归时代的一位政务司长，他也说我的问题有意思。这一方面表明我功课做得足，也说明我的问题比较独到。

 

　　联系一次采访至少要两三年

 

　　记者：做记者最害怕的就是采访对象不答应你的采访要求，您也提到说有时候联系政要非常心焦，能不能讲几个具体的例子？

 

　　阮：的确是这样，我在联系政要时往往是同时通过几个管道来进行，但这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一旦这些管道之间互相获悉了之后就对我不利了，这需要很多技巧去平衡。

 

比如我联系采访印尼总统梅加瓦蒂，前后一共用了不下3年的时间，很多人告诉我说能帮我联系，但其实有些人是想利用我。就在我联系成功后不久还有线人给我打电话让我办一件事情，说不办的话就不帮我联系了，我这才明白很多人是想利用我。另外，联系不同国家的政要成功几率都不一样，西方国家比较透明，联系起来要方便一些，但有些国家就比较难。我曾经联系过古巴的卡斯特罗，都联系了3年，任何回音都没有。此外还有缅甸以及朝鲜，通过什么管道都没办法。

 

专访阮次山：没有是非观念不配搞新闻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9月25日10:49  时代周报

 

我应该站在正义这边

　　时代周报：因政变下台100多天后，他信在香港接受了你的专访，如果他还在执政，要联系到他应该也不是很难的事，可是一个流亡领导人行踪未定，你当时是怎么联系到他的呢？

　　阮次山：我和他信以前没有接触过，但我觉得他信在我的政治和新闻生涯里必须要对国际和国内的观众作一个表态：此风不可长。都21世纪了，怎么还会有军人把一个民选的政府给推翻？他信下台后，美国拒绝和他信之后的泰国政府接触，一直拒绝来往到现在。美国不承认现在的泰国政府，全世界也不能将军事政变当成事实。所以我通过很多朋友找他。他信一直住在伦敦，经历政变后，他很沮丧。最后我通过他信的亲戚找到他，他说他会到香港，所以我第一次访他就在香港。

　　他信这个人我前后访问过他四次，现在已经变成好朋友。我最佩服他的就是，他也是处变不惊，总是非常冷静。你看他买曼城球队，那时候正是他最低潮、压力最大的时候，他把曼城球队买下来，身上的钱都被人家冻结了，英国银行联合借了5000万英镑给他。结果他把曼城球队买下来，两年不到，也就是一年七八个月吧，他让这支球队起死回生。在英国球联的排名，从倒数第二名又排到中流，价值翻倍。这很难得。在他人生最低沉的时候，能够静下心来，认真经营一家足球队，他这个人处理财经方面的能力是一流的。现在为什么尼加拉瓜要给他护照？还有好几个东南亚国家要给他护照？甚至俄罗斯也要给他护照？因为他是经济的高手。他没有泰国护照照样到处走。

　　他看完奥运会后离开北京，他原本想回泰国，但不知道有危险性。柬埔寨的总理打电话告诉他，我们的情报人员得到的情报显示，泰国有人要在机场干掉你，你赶快跑。他信说他在中国想了十天，有可能吗？他身边的好朋友—其他国家的领袖—都对他说有可能。他离开泰国后不同寻常的部署，都表明，这次对他信下手是最好的时机。我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官员同机到香港，我看到他在飞机上不断地打手机，我跟他说在飞机上不能打手机，他说：“没关系的，我的手机不干扰飞机。”我也不知道他说的真的假的。后来我才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求他半个小时报告一次行踪，泰国军方要是在飞机上装个东西，那是很容易的事。其实他信当时非常危险。

　　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我应该站在正义这一边。黄衫军的领袖我访问过，他也是第一次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因为我以前认识他才有机会访到。但是访了却不能播，他讲的那些歪理怎么可能播出呢？比如他说“政府为什么一定要民选呢？”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不能和他在电视里争辩，但是我们应该有我们的立场。

　　我到泰国实地考察后就知道，这不是泰国政坛的问题，而是泰国国王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在历史上我们可以找出很多规律—我回来后在节目中也讲过如果一个王室，不能够体会到，属于博物馆的文物应该供在博物馆这一规律，文物要走出博物馆，那就完了。英国的王室就是博物馆里的文物，与世无争。如果哪一天他们要涉及政治，王室一定下台，人们不可能容忍这种事发生。泰国的国王由来已久，势力盘根错节，这在现在这个时代是很不正常的。我支持他信，支持被非正常手段推翻的泰国政坛首脑，都基于正义的理由。我们新闻工作者，如果没有一些是非的观念，你都不配做新闻工作者！

　　危机四伏的采访

　　时代周报：2007年1月，你访问伊拉克总统塔拉巴尼，在路上遭遇了炸弹，你在《与世界领袖对话》一书中也提到了这段故事，我想知道的是，除了书中所写的，是否还有其他危险的状况发生？

　　阮次山：比书里写的危险多了。我们去的是伊拉克最安全的地方，所谓的安全就是你不会挨子弹。当时伊拉克总统派了170多名卫士来保护我们，我们坐的是丰田加长装甲车，每一辆车上有7名士兵，一共有17辆车，我坐的是主车，前面两辆车鸣警笛开道。走的路线他们都设计过，走的是S形，我们后面的车永远跟在前面开道的车子后面，所以要炸也是先炸他们，有危险，可是这危险不会威胁到我的生命。

　　我们带了防弹马甲，可是我对我的同事说，我们不能穿，为什么？总统给我们派卫队，我们还要穿防弹马甲，好像有点过。我们现在要防的不是子弹，而是炸弹，炸弹炸的话，你穿个马甲有什么用？所以我说听天由命，照样穿得西装笔挺。

　　车子进了城，开了差不多三公里，我们就看到美国的一辆悍马“咚”一声，就升空了。悍马有两吨重，要把它炸到离地十几公尺，你就可想而知炸药少不了，经验告诉我们，那需要500吨炸药才行！我看到我们卫队的指挥官坐在前面副驾驶的位置上(我坐在中一的位置上)，满头大汗，说了些伊拉克语我也不知道讲的是什么。等他稍微镇定一点之后，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们得换路线，如果走原来的路线可能还会碰到炸弹。

　　等我们到了总统府之后，总统塔拉巴尼安排我们住在他的官邸，看电视新闻，才知道反政府武装根本就是安排好了要炸你。居然那家亲萨达姆的电视台放出来的画面，有各个角度的画面，显然在炸之前，就安排好了摄像机。看到那一幕，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伊拉克的情况那么混乱，他们居然能设计那么准，驻伊拉克的美军哪里有什么安全可言？人家早就算计好了。到了那种地方之后，你的生命已经不再是你自己的了，你无需顾虑，因为都交给老天爷了。

　　我们走了差不多40多分钟，我看出规律来了，我们的车子经过的地方，马路边，只要一鸣警笛，车子就要停下来，有的车只要稍微停得慢一点，警车的车门一开，全副武装的士兵就从车里下来，把枪对准这辆还没停下来的车子。如果这辆车还没有停，那么警笛就变成向他们射击的机关枪了。

　　没有什么犹豫，早成了固定模式，他们训练有素，对于什么样的情况该怎么处理都已经机械化。伊拉克总统塔拉巴尼是库尔德族人，库尔德族人在以前萨达姆统治时期是伊拉克对抗萨达姆最强的一支派系，只是可惜，美国人不想让他们冒出来。所以库尔德人在酝酿独立。

　　到那种地方，我对我们的伙计说，你们偷拍要小心。最危险的不是伊拉克的士兵，而是美军。美军怕死，一看你扛个机器，一扛，他以为你扛的是火箭炮，如果他看不清楚，他一定会直接就向你开枪。我们的卫队指挥官对我们说，我叫你们趴下来，或者叫你们不要拍，一定要听我的，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尤其是在美军的管辖区域内更是如此。有一次我们的一个同事偷拍。他实在是忍不住，路上一大堆美军经过，这样好的画面实在是难得。这一举动把我们的卫队指挥官吓了一大跳，马上制止了他的行为。

　　总统府周围有很多美军士兵护卫，有一天早上，我看到几个黑人士兵在那儿，我就走过去和他们聊天。我的英语口音是正宗的美国口音，和他们聊天没有什么问题。我问他们从什么地方来，聊了几句，我又得寸进尺，想要他们把悍马打开，让我看看车里是怎么样的情况。那位黑人马上就紧张起来了，他连连摆手说不行，说悍马里面有特殊的设备。我也不清楚其中到底有什么，我们几个同事想要偷拍也没拍到。四五辆悍马都是这样，我想其中一定有通讯设备。

　　每个政客都很会忽悠你

　　时代周报：你说一篇2000字的时评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完成，而现在凤凰台半个小时的节目，要在家准备7个小时。是这样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做一个政要专访，要准备多少时间？

　　阮次山：要好几天。有时候访问一个比较复杂的地区的领导人，就需要好几天的准备。我要了解这个人是怎么起家的，他的个人理念如何、喜好是什么，现在很大的方便是网络上一查，很多材料。这是IT产业发达之后，我们最得益的地方。只要你肯下苦功就没问题。网上资料太多了，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元首，资料都超多。越是大国，资料越多。像法国总统萨科齐这样的首脑，根本看不过来。如果是小国，反而比较容易。

　　这些资料全部我自己查找。因为我和助手的档次不一样，互联网上几十万条链接，你怎么挑选我要的？我靠他们的话，那就是永远透过他们的脑袋看问题。我过去做过学术研究，我稍微浏览一下就知道这样的资料有没有用，外行的间接的报道我就不看了。唯一的例外是各国的简介。比如，智利，有多少人口，面积多大之类，则由助手代理。

　　时代周报：除了书面资料的研究，是否人脉广也是你能够成功邀约到许多政要接受你的采访，并且采访得很有深度？

　　阮次山：我会做各种研究，我交往的人很多。每一个政客都很会掩饰自己，很会忽悠人，你要避开他忽悠的一面，你要了解他，知道他要说什么，知道他哪些话不是忽悠，是真实的。

　　所以采访之前要做一些功课，除了做功课之外，我们也会打一些电话问他身边的人。这很重要，第一、二个问题要从他身边的人敲门，把他心里的门打开，如果你不会敲门，他这扇门永远关着，永远回答官话。尤其是亚洲这些政客更是如此。西方政客两句话我就把他们的门打开了，比如他喜欢足球，最重要那一刻，他别麦克风坐下来整理的时候，那种互动非常重要。

　　时代周报：你和许多政要都在私下里成为了好朋友，你是怎么将他们从采访对象变成生活中的朋友的？

　　阮次山：和这些政要也就是有空喝喝咖啡吃饭聊聊天这样子。通常社交的交往，你有了一定的经验之后，并不是很难的事。他们也是人，也需要朋友，我和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就是多年的朋友，他在当国会议员的时候我们就认识，16年的朋友。当然，人家当上总理之后，你不能还和以前一样和他勾肩搭背，那是没有礼貌的表现。他毕竟已经是总理了。我们了解自己要有理有节。

　　我在书里也写到，我采访陆克文时，他问我这次访问用英文还是中文？我说老陆，中英文都可以啊，他说，我好歹也是澳大利亚的总理，一半一半，一半中文，一半英文吧？我说好啊好啊。这都是一国领袖必须考虑的问题。

　　另一位精通中文的是前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他说的是一口山西国语，因为他在山西住了很久，住了三四十年呢。他也跟我说：我们一半中文一半俄语好不好？我说你还在乎什么呢？你的中文比我说的都好，但是他还坚持。但是他们两个最终都没用上自己的母语。访问快到了结尾，他们才想到自己还没有开始用上自己的母语，之前说的都是中文。

　　陆克文的中文非常好，这当然会影响到一些中澳关系的升级。他现在已经和我们的领导人通热线，不需要翻译就可以交流得很好，一点隔阂都没有。

　　时代周报：你说：“偏见偏见，有偏才有见。”这样的话，你是否会为了效果刻意去寻找一些新鲜的观点？

　　阮次山：不会不会，刻意去寻找那就是哗众取宠。我在台湾念书的时候，有一个逻辑学的教授来讲课，他说为什么有偏才有见？开枪射击的时候，你用一只眼睛还是两只眼睛？一只眼睛才会准。我一辈子从事新闻工作有两个原则，报道新闻的时候绝不加评论，我严格限制我的记者在新闻中加主观性的评论。

　　可是如果你做评论，那你必须提出你的立场。我们受过严格的训练，以前说写八股文要“起承转合”，我想其实任何文章都要“起承转合”，条理非常清晰，人家才会看你的东西。我们很多评论也很怪，绕来绕去，观点也凸显不出来。

　　我最近可能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堂课，讲评论写作。我以前在美国开课的时候我就强调，新闻记者的观察最重要。我的第一堂课上，故意进门前摔一跤，带来的资料撒了一地，我也不吭气，出门，过几分钟又回来，给他们布置作业：你们观察了我刚才的举动吗？写200字。写完交上来，你一看他们交的作业，就会发现，有的人会观察，有的人不会观察，有的人观察得很仔细，因为这是很简单的一步。有的人完全写不出来。这有什么好写的？这不就是摔了一跤吗？当然是摔了一跤，但是我摔的时候不会白摔。我进门时是什么动作，如何摔的这一跤，我又如何爬起来整理自己的衣服再走出去。

　　这样一个过程，写一百多字应该不是什么问题。新闻工作很好玩，完全靠观察。以前台湾有个很有才华的歌星叫蒋秀琴，可是不幸得了癌症去世。结果报纸还不断炒作，其中有一位写了一篇说，蒋秀琴的生命已经结束了，为什么我们还不让她落幕？这是有创意的观察，我们一辈子都是在观察自己，观察社会，观察人的生活。

 

永远在路上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来都是新闻记者梦寐以求的最佳生存状态。香港凤凰卫视的阮次山是幸运的。他在主持“风云对话”栏目的8年时间里，跑遍了全世界大约三分之二的国家，访问了350多位各国和地区政界要人。阮次山是否读过“万卷书”没有考据，但就这些访谈的内容来看，不做长期积累和认真扎实的案头准备，恐难胜任。“行万里路”倒是丝毫不虚，因为有些访谈，正是在飞机上抓紧完成的。

　　阮次山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既不漂亮英武，又非伶牙俐齿。他走的是专家和学者型的主持之路。唯其如此，他深厚的学养和辽远的眼界，才能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带来一种深邃和清新的感觉。

　　书博会期间，朋友送给我一本阮次山刚刚面世的新作《与世界领袖对话》，这已是这位知名的电视评论人的第五本此类专著了。这次“ 对话”，阮次山奉献给读者的是与33位世界政要的愉快但尖锐的唇枪舌剑。简单列举几位重量级的时任世界政要是必要的：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伊朗总统内贾德、伊拉克总统塔拉巴尼、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菲律宾总统阿罗约、泰国前总理他信、俄罗斯总统普京、英国首相布莱尔、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个个都是世界政治精英，人人都是如雷贯耳的风云人物。

　　阮次山倒是冷静。他没有沉浸在与名人对话的肤浅和沾沾自喜之中。他关注的是内容，是能否挖掘出足以打动观众和读者的有份量的信息。阮次山曾经反复说过，“访问新闻人物时，重要的不是你曾访问过什么样的名人、政要，重要的是在每一次访谈中，你挖出了什么内幕或具有重要新闻价值的内容，否则就会令你成为‘猪八戒到此一游’的八戒和尚，入

了宝地却只能留下模糊的个人记忆，白白浪费了一次访谈机会。”

　　对阮次山来说，对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采访，就是一次难忘的“探宝之旅”。2004年10月，鲍威尔决定访问中国。直到出访的前一天，他才确定了访问行程，阮次山紧急申请，居然搭上了从华盛顿飞往东京的国务卿的专机，并在飞机上进行了大量的铺垫性采访。10月25日在北京正式录制访谈节目时，尽管只有短短的十几分钟，但阮次山已是成竹在胸，他开门见山地问：“台湾不断说，我们不需要搞‘ 独立’ ，因为我们已经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目前已‘ 承认’台湾的国家就有26个之多了。您怎么看？”

　　鲍威尔不假思索，张口就答：“任他们怎么说，‘我们只有一个中国’的政策很清楚。台湾不是‘独立的国家’， 没有作为一个国家的主权。这是我们将继续执行的坚定政策⋯⋯美国的立场是，‘一个中国’政策是建基于‘三个联合公报’的。我再重申一遍： 我们不支持‘ 台

独’。”

　　这段对话在隔天震撼了台湾社会。股市在两天里跌了一百多点，市值蒸发了一千多亿“新台币”。以至于这次“历史性的访谈”之后，凤凰卫视为了阮次山的安全，禁止他一年内去台湾采访。

　　他信是个有趣的政治人物。他出身于泰国的一个穷苦家庭，成年后展示了惊人的经商天赋。挣下巨额家产之后，为了更全面地证明自己，他信投入社会活动，从议会议员开始，最终成为泰国总理。2006年9月19日，他在纽约联合国大厦演讲之前，突然得知自己已被国内的军政府推翻。这位高票当选的民选总理，又一次成为了泰国军事政变的牺牲品。世界舆论为之哗然。他信流亡期间，自2007年1月至2008年2月，阮次山接连对他进行了三次访问。第一次他神情落寞；第二次他精神憔悴；第三次他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呢？权力，是权力的魔法在左右着他信的一切。从权力宝座的顶端陡然被非法的军事政变踢倒于地，这种人生的重大变故常人难以承受，他信也不例外。他信谈到，太太“已给我最后通牒。如果我重返政治，她就和我离婚。”“已经好几次了，她一直在提醒我，上个星期还在讲，所以我绝不会再从政，因为她和我的家人都受罪。政治太残忍了。”“ 我全家都会远离政治，绝不会再从政。已受够了，我的小女儿若参政的话，本可以成功，她说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可成为全家的教训，就是以后都不要搞政治。”

　　2008年2月28日，他信一反常态，神采奕奕。为什么？他信的政党在国内大选中重新掌权，他信即将结束流亡生活回到泰国。在香港，他问阮次山：“你敢与我同机去泰国吗？”这种千载难逢的独家采访机会，阮次山当然是不会错过的。于是，凤凰卫视的报道小组见证了那万人空巷迎他信的历史性时刻。也看到了他信灵感突发、跪地亲吻祖国大地的作秀之举。

　　后来的故事阮次山还没有四访他信，但世人已尽知其然。人民党再次下台，他信又出走国外。而他信东山再起的念头反而愈发强烈。他遥控指挥红衫军大闹政府，甚至冲击得东盟峰会无法如期举行。先期到达的东盟领导人被直升飞机仓皇救出，已经飞在半途的各国政要只好调头返回。

　　“政治太残忍，再不从政。”信誓旦旦，言犹在耳。政治家就是这样“毫无原则”。好的访谈，实质上就是历史的备忘录。它记录的是不同时期同一个政治家的滑稽表演。

　　我们常人是无缘与世界政要们面对面交流的。案头上放一本《与世界领袖对话》，实际上是借助阮次山的引领，让我们得以走进这些政治精英的内心深处和精神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感谢阮次山，感谢他的万里奔波和机智提问。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说：“阮先生采访过的各国政要之多，令人称赞，看着世界政要精英们在他面前列队而过，我真为他骄傲。”

　　我们前面说过，阮次山大约没有看重这份荣耀，他看重的是行动。他渴望的是记者般的“永远在路上”。汶川大地震时，阮次山在台里做直播，五岁的小孙女看完直播后打电话给他：“爷爷，您今天为什么戴黄色的领带和胸花？”阮次山告诉她：这是对仍埋在瓦砾堆中的灾民的祈福和希望。没想到小孙女居然一本正经地告诉他：“爷爷，重要的不是您佩戴什么，您的行动才是最重要的。”

行动才是最重要的。童言无忌，童声纯真。她说出了一个真理。

 

（本文作者为青岛报业集团总编辑 蔡晓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