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记录上世纪50年代北京规划“梁陈方案”之争的《城记》出版。该书掀起了公众关注城市建筑文化的高潮，它在如何保护旧城区、治理 “城市堵塞”以及如何通过北京城市新规划等问题上强烈地呼应了现实，由此旧城文化保护主题逐渐成为焦点话题。

　　《城记》还被《文汇读书周报》评为“2003中国十大年度图书”，获台湾吴大猷科普著作奖、中国“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北京市新华书店“颇具人缘图书”奖、首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2005年度输出版优秀图书奖。

　　作者王军，长期从事城市建设报道，在10年间采访50余位当事人，收集、查阅、整理大量第一手资料，实地考察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等地重要古建筑遗迹，跟踪城市发展动态，对建筑设计、地产开发、城市形态、文物保护等专题作了深入调研，因此他也把《城记》称为“长篇深度报道”。近年来，一直关注老北京、老南京、丹江口等城市建设、文物保护问题和财产权问题，并从事相关调查报道。

　　（一）宣南士乡之殇

　　“我不是为了自己的家，你给足我钱，我走都行，可宣南文化拆没了就太可惜了！”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军

　　11月20日上午，北京市宣武区菜市口胡同84号，三位民工爬上了潮州会馆前院的东厢房和倒座房，用铁镐用力向下砸去。

　　“太可惜了，”一位尚未迁出此院的老人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叹道，“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要拆呢？”

　　潮州会馆现存建筑为清代中后期建造，至今仍保存着两组三进院落，正房面阔五间，宏敞高大，旧式木质屏门、棂条花格清晰可见。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这个房子一点儿动静都没有，质量多好啊。”那位老人说，“当年潮州进京赶考的举子就住在这里，他们当中还出了不少进士呢，听说还有一对是父子进士。”

　　一番锹飞镐舞之后，前院那几间房子徒余残垣断壁。会馆东侧，瓦砾堆成了小山，几位包工头模样的人站在“山头”警惕着周围的情况，上前将记者劝出现场。

　　潮州会馆一带的老城区，在近期相继启动的房地产开发中，正在变为废墟。那里是中国古代士文化的最后结晶——宣南文化的核心区域。

　　清朝在北京实行“旗民分城居住”。八旗据内城，汉人居外城。在北京宣武门以南的外城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汉族朝官、京官及士子为主要居民的地域，人们称之为宣南。

　　北京旧时会馆原有四百多座，绝大多数集中在宣南地区。参与编纂《四库全书》的4200多位清代士人，多在会馆住过；进京赶考的学子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客居会馆之中；政治家、学者、诗人在这里彼此往来，形成了清代引领学风、主导潮流、开近代改革之先河的宣南文化。

　　西周的蓟城、唐代的幽州、辽代的南京、金代的中都，也在宣南一带。“宣南地区文化历史积淀非常深厚，全国数一数二，”清史学家戴逸撰文称赞，“宣南到处是文物古迹、名人故居，几乎每一间房都能找到是谁住过的。”

　　被拆碎的记忆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血溅菜市口。紧邻刑场的米市胡同北口，至今仍有一处旧棺材铺遗存，让人联想起当年菜市口刑场的腥风血雨。

　　“拆”字被写在了棺材铺的墙上。由此向南，是康有为领导戊戌变法、起草“公车上书”之“万言书”、创办北京出版的第一种民办报刊《中外纪闻》的所在地——南海会馆，外墙嵌有石碑，上刻“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康有为故居”字样。

　　2004年12月3日，南海会馆一进院主堂发生火灾，北京市文物局、宣武区人民政府随即发表声明称，受保护的康有为故居为院内北部的七树堂，“发生火情的建筑不属于任何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

　　今年8月，这处戊戌变法的纪念地被公布在北京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国信公司）实施的大吉片危改工程的范围之内。

　　南海会馆以南的米市胡同64号泾县会馆，门道两侧的墙上各有一个“拆”字。这里是五四时期叱咤风云的《每周评论》编辑部旧址。

　　由陈独秀、胡适先后任主编的这本刊物，高扬新文化运动的大旗。李大钊在此发表《新纪元》社论，提出“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并与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之争；蔡元培在这里发表文章歌颂“劳工神圣”。

　　接着南行，关帝庙已是废墟中的“孤岛”，这处格局完整的寺庙，创建于明天启五年（1625年），清末被改为潘祖荫祠。

　　潘祖荫在光绪年间任工部尚书、户部尚书等职，时值各地水灾频发，他奏请赈灾粮米，捐出自己的养廉金去救济，择地设粥厂，重病之中仍在督导赈务，死后检出他亲手写的告灾、乞赈函件达一千多份。

　　关帝庙东侧，南横东街131号院内古槐参天，一座庑殿式建筑饰有琉璃彩瓦，周围的房屋几被拆尽。

　　北京市宣武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1997年编辑出版的《宣南鸿雪图志》载，此处院落为清朝接待朝鲜、琉球、安南、回部四处贡使的会同四译馆。现存前殿、后殿及西跨院数座建筑。

　　宣武区文化委员会采信有关专家的意见，将这组建筑认定为华严庵。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灿炽对此提出异议。“这有贬低其价值之嫌，”他对《瞭望》新闻周刊说。

　　1998年，王灿炽阻止了一次对这组建筑的拆除，他写了一份政协提案：“请立即行动起来，坚决阻止拆除会同馆的行为，请保留下这个北京唯一幸存，具有255年历史的清代国宾馆——南横街会同馆，留给后人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吧！”

　　从南横东街向北折入前兵马街，一堆瓦砾之中，四处拆下来的木料被归拢到一处，堆成了小山，边上置一磅秤，木料论斤而售。

　　一笔交易刚刚完成，正在装运的卡车，货厢被堆成了另一座小山。

　　接着北行，路东的湘阴会馆徒余残房数间；中兵马街南口，三进院的观音庵仅有后殿残存；平坦胡同之内，京剧“后四大须生”奚啸伯的故居被拆除一空；后兵马街北侧，京剧“四小名旦”张君秋的故居被夷为了平地。

　　旧时保安寺街多有文人雅事流传。清初大诗人施愚山常到此访友，留下“蹋月夜敲门，贻诗朝满扇”的诗句。这条街上，明正统年赐额的保安寺现有山门留存；湘潭会馆、关中会馆屋宇高大，格局完整；玉皇庙尚有院落和老屋可寻。

　　眼下，保安寺街被写满了“拆”字。街道北侧，京剧“前四大须生”高庆奎的故居，外墙已被拆破，那上面的“拆”字就有四个。

　　“这样的书空前绝后了”

　　“你瞧，连这地上都写上‘拆’了！”在北大吉巷22号李万春故居前，一位居民指着涂在胡同地上的“拆”字，让《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辨认。

　　这附近的19号，是李万春在上世纪30年代创办鸣春社科班的旧址。这位以武戏和猴戏著称的京剧生角大师，先后在这里培养了“鸣”、“春”两科学生近300人。

　　“拆”字被写在了鸣春社的外墙，当中贴上标语：“危改项目等于公益事业，等于征收土地！”

　　“开发商把老百姓迁走，盖写字楼、宾馆，这是公益事业吗？”19号院的房产人郭观云向《瞭望》新闻周刊展示了他从网站上下载的大吉片危改项目设计方案。

　　这一带的拆迁标语随处可见，包括：“先走的绝对占便宜，奖励期后走的绝对吃亏！”

　　被写上“拆”字的还有福州馆前街林则徐居住过的莆阳会馆、粉房琉璃街梁启超结婚时居住过的新会会馆。

　　“大吉片是北京会馆的核心地带，这一片的会馆不下四十个。”74岁的宣南文史专家孙兴亚对《瞭望》新闻周刊说，“有的胡同，门挨门都是会馆，一条胡同就有十五六个。”

　　他向记者介绍了会馆存废的过程：“到本世纪初，北京的会馆约留下200处，在这之前，约200处被拆掉；到2007年，又有约100处被拆掉，现在约不足100处了。”

　　“危改是先捡‘肉’吃，就是先拆人口密度低的地方，因为那里的拆迁成本低。宣武区就这样从广安门外由西向东拆，现在拆到了中心地区。两广路拓宽时拆掉了20多个会馆，宣武门外大街和菜市口大街拓宽时又拆掉了20多个会馆。”

　　说完这话，孙兴亚手捧今年4月出版的《北京会馆资料集成》，他是此书的主编之一，“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些纸上的工作了，像这样的书空前绝后了，以后不会再有人做了，因为几乎拆没了！”

　　9月26日，宣武区建设委员会在一日之内，为北京天叶信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菜市口西片危改小区的土地一级开发，发出三个拆迁公告；10月10日，这家委员会又为北京中融物产有限责任公司实施棉花片危改（六期）工程，发出拆迁公告。

　　在菜市口的东南、西南、东北部地带，大吉片、菜市口西片、棉花片三个危改项目齐头并进。

　　棉花片危改区内的四川营，是明末帼国英雄秦良玉的屯兵处。由此北行至山西街，可见京剧“四大名旦”荀慧中的故居，此院1986年被列为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近年院外掘坑盖楼，故居发生墙体开裂，一处老宅倒塌。

　　折入铁门胡同，一幢施工中的大楼把胡同挡腰截断，施愚山故居残存于工地之侧；胡同北口，体形硕大的商厦横在面前，让人忆起施愚山《移寓寄宋牧仲诗》：“书声不敌市声喧，恨少蓬蒿且闭门。此地栖迟曾宋玉，藓墙零落旧题痕。”

　　菜市口西南侧的法源寺，是唐代悯忠寺旧址。645年，唐太宗为悼念东征阵亡将士而建此寺。1127年，宋钦宗赵桓被金兵掳至燕京囚居于此。

　　南宋亡后，曾与文天祥同科中进士的南宋诗人谢枋得被强迫至大都做官，誓死不从。在悯忠寺，他看见颂扬东汉孝女曹娥的石碑，泣曰：小女子犹尔，吾岂不汝若哉？不食而死。

　　明代为纪念其忠烈行为，在法源寺后街江西会馆谢枋得殉难处建立祠堂。此处院落格局犹存，还有二层小楼一座，原供谢枋得和文天祥像。

　　眼下，谢枋得祠被划入了菜市口西片危改范围，其外墙被刷上了“拆”字，并贴上标语：“早签协议，早得实惠！”

　　“迁建”玄机

　　“在大吉片危改项目中规划了一个四合院保护区，一些有保留价值的建筑将迁建到那里，”宣武区常务副区长王永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棉花片危改，也是采用这样的方法。”

　　“菜市口西片危改项目的情况是，建筑规模20万平方米，其中10万平方米为酒店、写字楼，10万平方米为住宅。”王永新说。

　　宣武区文化委员会向《瞭望》新闻周刊确认，大吉片危改共涉及1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8处文物普查登记项目。其中，4处原址保护，包括康有为故居（保护范围扩大至整个南海会馆）、米市胡同29号楼房、梁启超旧居（新会会馆内）、莆阳会馆（此处为贾家胡同内光绪年间创置的新馆）；5处异地迁建，包括《每周评论》旧址、潮州会馆、南横东街131号、李万春故居、关帝庙（潘祖荫祠）。

　　菜市口西片危改共涉及两处文物普查登记项目。其中，谢枋得祠异地迁建，莲花寺原址保护。

　　棉花片危改（六期）工程内，没有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普查登记项目。

　　“在这些区域内，大量没有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普查登记项目的会馆、寺庙、名人故居等，随着改造也就灭失了。”一位知情者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他们说是迁建，但是谁敢相信？粤东新馆迁到哪里去了？”王灿炽向《瞭望》新闻周刊评论道，“这些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怎能说迁就迁呢？开发商的利益就那么重要？”

　　王灿炽所说的粤东新馆是1998年在菜市口大街工程中被确定迁建的文物建筑，那里是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成立保国会的地方。“迁建”工程由一位包工头带着十多位农民工施行，建筑物被拆毁，砖瓦木料被售卖。

　　同期被“迁建”的还包括观音院过街楼，它是北京旧城区内仅存的一处古代过街楼，对它的“迁建”则是用推土机直接铲除。

　　王永新表示，在此次菜市口地区的危改工程中，涉及到的“有保留价值的古建筑”，无论是原地保护还是异地迁建，开发商都须事先拿出方案。“你不拿出方案，文物部门就不批准。异地迁建的，迁建工作由文物部门监管，要事先明确迁建地点，建筑构件要编号。”

　　在潮州会馆“迁建”现场，《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没有看到按专业规范进行的文物迁建，建筑构件没有编号，梁架被折裂，砖墙被锄碎。

　　“现在的迁建根本无法按专业标准执行，”一位基层文物工作者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每一处砖瓦木料都得编号，原拆原建，开发商受得了吗？所以，一般只要求他们留下一些重要的构件，复建的时候再放回去就行了。”

　　“可是，这还叫文物迁建吗？说白了，这就是造假！”这位人士说，“即使你按专业规范做了，把李万春的故居迁建了，那里还是李万春的家吗？”

　　背后的玄机是，“没有人愿意承担文物灭失的责任，于是就想出迁建这个办法。包括我们的专家也是这样，一说迁建，大家肩上的责任一下子就落下来了。”

　　遭遇战持续两年

　　2005年7月，大吉片危改启动一期拆迁，一场拆与保的遭遇战旋即展开。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燕上书北京市有关部门，要求立即停止在大吉片的拆迁，“迅速及时地保护拆剩下的可怜的北京老城历史文化遗迹。”

　　2005年1月，国务院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下称《总体规划》），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提出要求：“要充分认识做好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重大意义，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政府应当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加强旧城整体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文物保护单位和优秀近现代建筑的保护。”

　　在保护机制方面，《总体规划》提出具体策略，包括“推动房屋产权制度改革，明确房屋产权，鼓励居民按保护规划实施自我改造更新，成为房屋修缮保护的主体”，“积极探索适合旧城保护和复兴的危房改造模式，停止大拆大建”，“应坚持小规模渐进式有机更新的思想，加强对具有历史价值的胡同、四合院的保护和修缮，减少房地产开发行为，不宜搞一次性超强度开发”。

　　李燕认为，大吉片危改不符合《总体规划》的有关规定和国务院的批复精神，并“对居民房产物权的不受重视亟感不安。”

　　他附上了一份署名“大吉片部分居民”的意见书，上称大吉片有大量的私人房产，“产权人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你给的钱再多，补偿再高，我可不可以不卖？市场经济不是反对‘强买强卖’吗？”

　　这份意见书还说：“本片居民世代生活在大吉片和宣武区，已经和这里的环境、文化融为一体。一旦迁往远处，经济困难暂时不谈，单是生活上成人上班，孩子就学，老人看病，衣食住行中的交通、购物、就医、取暖一系列困难，必然随之而来，不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就成片地推倒平房，成批地外迁居民，未必是实行北京市新规划的好办法。”

　　南横东街155号四合院是“袁氏三礼”故居，“袁氏三礼”是对袁复礼、袁同礼、袁敦礼三兄弟的尊称，他们分别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现代图书事业先驱、现代体育教育家。

　　“文革”期间，此处袁氏家产被挤入20多户人家。2005年初，在北京市腾退标准租私房政策的推动下，部分房屋被归还给袁氏后人。同年5月16日，袁氏后人联名向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将此故居“修旧如旧”，恢复北京四合院的风貌；建立“三袁”展室，从不同侧面展示中国近代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形成一个奥运客人的家庭接待点。他们表示，如能得到各领导机关的批复，他们愿为此献出精力与财力。

　　可是，“拆”字被写到了故居的墙上。相持两年之后，今年8月，袁氏后人放弃了此处房产。

　　中学生的呼吁

　　2006年2月20日，北京四中教师刘刚和朱岩、宋壮壮、陈冀然、李唐等10位高二学生，向北京市有关部门提交建议书，表示“对现有规划怀有疑虑”。

　　在此之前，他们对大吉片的历史文化遗存作了系统调查，并制作了一个名为“守望大吉片”的专题网站。

　　他们认为：“宣南地区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积淀了诸多独特的文化，不仅对宣武区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在北京市各区县当中也是独具特色，无可类比，其中更有众多在中国、在世界都有影响的瑰宝。”

　　他们建议，停止拆迁，整修现有院落，区内以平房为主，可以翻建，古会馆可以出租，可以与原来用作会馆的地方省市联系，恢复为该省市的驻京办或招待所。

　　他们表示，仅保留个别文物保护单位的做法，会是一个非常遗憾的结局，“我们相信也是多数北京人和外地人都不愿看到的，我们不赞成这个方案。”

　　宣南文史专家黄宗汉认为，将各地会馆交给原属省市修复作为驻京的办事机构的想法很好，但是实际运作起来，首先要解决的是产权归属问题。“绍兴市长就曾经对我说过，要花这么多钱把北京绍兴会馆修复却没有产权，我实在不好交代。”

　　“对各地的会馆，建国初期国务院决定交由北京市政府统一管理，今天看来，这一政策需要加以调整。”黄宗汉撰文称，“按理说，各地的会馆本来是过去当地的官员、士绅、商人等集资建起来的社会公共财产，今天各地方政府如果再度集资将之修复开放，其产权就理应重归当地所有，这也可以算是一项落实政策的措施。需要请市政府报请国务院修订政策。”

　　“像中山会馆、安徽会馆、绍兴会馆、湖南会馆，地方政府都想把它们作为驻京办事处。我们说可以，如果你把这些会馆全腾退干净了，修缮好了，我们可以签一个合同由你使用多少年，但产权是我们宣武区政府的，”王永新向《瞭望》新闻周刊解释道，“因为文物建筑的产权不能买卖，这是有法律规定的。”

　　他同时表示：“在保护与改造方面，我们一直存在两难。我们一方面要保护好风貌，已被确定为文物和保护院落的，一定要按有关规定来做；另一方面，像大吉片这样的地方，都是上百年的房子，许多都是危房，每年防汛期间，政府都担心受怕，万一房子塌了砸死人了怎么办？”

　　“法律依据何在？”

　　“这个破坏有点儿是人为的，”北京学研究所研究员王越从小就在大吉片一带生活，他对《瞭望》新闻周刊说，“那里的房子，房管所就没有好好修过。”

　　日前，北京市启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市规模最大的一次旧房修缮工程，40条胡同、1474个院落将在2008年6月30日之前完成综合整治。

　　菜市口周围的危改区不在这次修缮范围之内，这里仍在沿用大面积推倒重建的房地产开发模式。

　　“打1996年起，我们这一片就一直在折腾拆迁，开发商换了好几个，”鸣春社的房产人郭观云说，“我们这些私房户，谁敢像模像样地修房子啊？你修好了他给你拆了怎么办？

　　“你看我们住的这房子寒碜了点，可这一拆，恐怕连这寒碜的地方都没有了，”北大吉巷27号的一位私房主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现在的房价涨得多高啊，连四环一带都涨到两万块钱一平方米了，你让我们拿着这点拆迁补偿款往哪里搬？”

　　国信公司承诺对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签订补偿协议者给予较大幅度的奖励，但截至10月10日规定的最后期限，仍有相当多居民未与之签订补偿协议。

　　“从目前大吉片一期、二期危改的进展来看，总共要拆迁8000户，现在已走了3000户，”王永新认为，“老百姓总的来说还是支持这个项目的。”

　　 “现在有点拆不动了，因为北京的房价实在是太高了。”一位接近拆迁办的人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许多老百姓住的面积本来就不大，按面积补偿他们根本就买不起房。”

　　拆迁如蚂蚁啃骨头般推进。高斌所住的南横东街151号四合院，门楼、前院、后院已被拆毁，在仅存的中院里，他开始了孤岛般的生活。

　　“当年我们家买这处房产的时候，是连院子一起买的，解放后还缴了很长时间的房地产税。可拆迁办说只补偿房子，不补偿院子，这太不合理了！”高斌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10月1日《物权法》施行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已停止执行，新的条例还没有出来，现在搞拆迁，法律依据何在？”

　　这些年，郭观云走访了不少地方，呼吁把鸣春社保留下来。一位官员跟他讲：“连李万春自己住的房子都不见得保下来，哪还顾得上你的那处？”

　　“我不是为了自己的家，你给足我钱，我走都行，”郭观云说，“可宣南文化拆没了就太可惜了！”（完）

　　王军，新华通讯社记者。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长期从事城市建设报道，先后供职于新华通讯社北京分社和新华通讯社《瞭望》新闻周刊。

　　1993年开始对梁思成学术思想、北京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问题作系统研究，发表学术论文《梁陈方案的历史考察》、《1955年：中国传统与现代主义的决裂》、《北京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法律政策环境》、《转型期的中国城市发展与政府政策》等，参与《梁思成全集》年谱部分的编写，跟踪国内城市发展动态，对建筑创作、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城市规划、文化遗产保护等作深入调研，多篇（组）调查获中央决策层关注并推动了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问：我们在找资料的时候，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开始您是想做教育方面的报道的，但被分去做了城建。

　　答：嗯，刚开始的兴趣还是想做教育方面的报道，因为大四的时候，在《中国青年报》做了差不多一年教育方面的报道，还是做的有滋有味的。后来到新华社之后，分配给我的工作是城市建设，当时对城市建设这方面也不是很了解，但是既然给了你这个工作，就要去面对。新华社的报道又要求你的报道有很多的调查研究，因为新华社和其他的媒体不太一样，它还是一个智囊机构，要给中央的决策部门和领导大量的决策参考信息，叫内部参考报道。这也要求记者对一个行业，做很深入的调查研究。

　　做完这些年之后，感觉到其实什么事都是通的，你挖到底了之后，触类旁通，那个底子都是一个底子。你做教育也好，做城建也好，你做得越深，深到最后，你会看到，只要是属于人类文明系统的任何一个部分，它反映出来的都是人类文明的最根本的状况。最根本的状况，就是在这个社会，人和人是怎么相处的，他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打交道的，他们对待生命是什么态度，以及一个生命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说，从表面上看这是教育，这是城市建设，但实际上说到底，做得都是同样一个事情，都是一种对人的探索。

　　问：以城建问题为报道对象会涉及很多历史背景，您在采访中怎么处理？

　　答：一个城市历史的东西是很重要的，就像你们学习新闻写作，要求你们一定要交待必要的背景。历史就是当代世界的大背景，你只有有了这个背景之后，你才能把它看得更清楚，知道它的前因后果。

　　记者的工作，在以后的人看来，就是在做一个历史纪录的工作。你在做这个事情当中，你会看到过去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甚至更长久的历史。对历史问题的研究，对于记者来说，这是必然的。比如说出租车，要研究的更深一点，以前的黄包车是怎么回事，那会是不是也有一个黄包车管理公司？他们每年要交多少租金？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作为一个记者，面对的一个是现象，但你要透过现象看到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因此你就要知道它的历史脉络，这本身就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任何一个记者，在接到新的任务时候，我会强调几个要素，其中一个就是知识，知识就是对于这个事，今天人的描述和过去人的描述，你都要做一个知识储备，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否则你就不可能判断它的新闻价值，不可能完成你的任务。

　　问：是通过历史去判断它的新闻价值？

　　答：那当然了。只有你把事实的历史的脉络搞清楚之后，你才可能到达像王国维说的，“独上西楼，望断天涯路”那种境界，你才可能每往前走一步，都是有价值的，否则你就是在重复，没有任何意义可言。其实记者的工作，可以从史学家的角度去理解。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我觉得他讲的就很有道理，要把一个事件放到更大的历史视野当中去看、去描述、解释，看这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而不是谴责它为什么不是按照我的想法去发生，所以我觉得历史学家的态度也是一个新闻记者所需要的。

　　问：城市建设会牵涉到多方面的意见，政府、被拆迁者、专家，甚至开发商、文物专家等等。

　　答：所以你要知道你做的报道是一个平衡的报道，一定要是一个平衡的报道。与事件相关的每个方面都要有接触，都要去采访，都要去听他们的想法。这是记者的一个工作方式，不能只采访一方面而不采访另一方面，否则的话你就是在灌输你的读者，这就是对读者的不尊重，这是记者要避免的。

　　平衡并不是说你没有你的立场，不是东说东有理西说西有理，而到你那里就没有理，这并不是放弃对真相的探究，平衡这种方式恰恰是探索真相的唯一路径。你对事实的理解应该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真实，事件的每一个方面都构成了真实的某一方面，但光有真实还不够，还要全面，你要看到事物的各个方面，只有真实、全面，然后你才可以到达本质。而我们看到很多同行犯一些很低级的错误，在真实还不全面的时候就想要达到本质，这就非常可怕，因为真实只有全面之后，才可能到达事物的本质，这是一个基本的信条。

　　问：在您的报道中，比较多的是对政府，民众的采访，较少涉及开发商。

　　答：对，我更多的把政府作为一方面，对开发商的采访没有太大的必要，他们谈的东西说白了就是赚钱，他们目的很明确，我对采访他们没有兴趣。骂开发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没什么意义，在这个程序当中，如果我变成开发商，我也跟他们一样，当然我也很注意他们的一些动作。

　　中国的事情不是开发商导致的，是政府决策失误导致的。所以在城建上，开发商是个主角呢，还是政府是主角？我觉得是政府，所以我的报道当中很少去谈开发商，因为开发商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他们就是赚钱。

　　我去采访拆迁办，让他们去解释是怎么完成这个程序的，开发商更多的只是在这个程序当中做了他必然会做的事情。

　　问：您在报道中对现场人员的采访也很多，有些也很有意思，比如《城记》中的包工头老汪。

　　答：这些都是事件当中的角色，你在现场你就会看见他们，除非你不在现场，但是作为记者就应该出现在现场。

　　问：城建决策并不能立即就判断其是好还是坏，梁思成也说“50年”后来看，那您是用什么来判断的？

　　答：用什么评价？就是用事实，用你对事实的认识。科学家之所以伟大，就是他能预见到将来，就像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认识到，所以科学家有时候会成为悲剧人物，梁思成也成为了悲剧人物。

　　我报道这个事情，并不是想说谁对谁错，只是把这个事情报道出来，因为这个事情比较大，或者说非常大，它是真个人类需要关注的东西。我把这个事情还原出来之后，大家可以得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结论。在《城记》这本书中，各种各样的人物的声音都有，有支持保护，也有反对保护的；有学者，有政治家；有决策者，有普通老百姓，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们共同构成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记者应该去做的事情。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拿这本书当板砖，去把谁的头打破，我对这个没有任何兴趣。

　　问：但是这本书的评论很大一部分读者都会得出类似的结论：当初没有采取“梁陈方案”是错误的。

　　答：《城记》其实是开放性的。大家是看完这本书之后，认为当初没有采取梁陈方案是错误的。北京市在申后修订了《总体规划》，北京市的高级领导都成了这本书的读者，他们读完这本书之后丝毫不反感，因为他们现在就是在做梁思成当时希望政府做的事情。

　　《城记》的第一章就讲到了城市规划、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难道你非要说把郊区全弄成休息的，把中心区全弄成是上班的，这样的规划是世界上最好的规划？任何一个有逻辑的人，都可以从这些事实中分析出事情的因果关系。而我呢，恰恰就是把事实摆在那儿，大家自己去得出这个结论。我并没有开始就告诉了你这个结论，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记者应该做的事情。

　　问：那这是您预想要的结果么？

　　答：当然是这样，任何写作都是主观的，我觉得就算编一个史料集都是主观的。最近有一个老先生编了一个《城墙存废记》，所有的档案都列在那儿，他是不是主观的？肯定是主观的。他觉得拆城墙这个事，有问题啊，需要全社会来讨论，所以就把这个史料摆在那儿，你说这是不是主观的问题。写作，本身就是一个主观的东西。但是，你要做得职业，主观的东西你也要展现出你分析的逻辑过程。科学世界也是主观的，我就有一个idea，我就要把它弄出来，但最后我要通过试验告诉你，我觉得当记者也是这样的。

　　我也是有这么一个想法，我当时觉得毛主席怎么连故宫都想拆啊？你要说我批评毛主席，我说毛主席不对，这就失去了记者的立场。所以你要非常职业的，你在新闻系读书的时候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技术，怎么样来还原事实过程的技术。之前我就讲到了真实、全面，你做到了真实、全面之后，事实的本质也许就不用你来说，本质就自然而然成为你叙述结构下面的一个潜流，一个汹涌澎湃的暗流，而不用你去点破。

　　有人说，读完这本书，感觉这本书特别有激情，我说，天啊，你给我挑出来，我的哪句话在用排比句，或者我的那句话在用感叹号？没有啊，但他读完之后，那个潜流自然而然撞击到他的心扉当中去了，那就是他的问题，他的认识和判断。

　　问：那在写作中怎么去落实真实、全面呢？

　　答：不断去接近事实。我觉得所有的报道者或者书写历史的人，都是在做一个事情，就是盲人摸象，咱们都想把它摸全了，但是我们往往只抓住了一个尾巴就以为是全部了，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地去接近他的全部。所以我也不敢说我自己的书，我自己的报道有多好，但好在哪儿呢？就是我揪到了一个尾巴，就说，“哎，这是个尾巴”，这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可以有更多的史料不断加入进来。

　　当你接到一个任务或者事实之后，你就要去接近它，尽可能多的得到事实。对于事实的把握又有很多的专业技术，比如文字档案、口述历史，在这个接近的过程中，你就要对事实进行认定、考证，而且要特别准确地把握口述史，因为人们的口述史未必会讲到对他自己没有好处的方面，和对他自己构成伤害的东西，所以你对他所说的作出判断，你就要做一个很充分的准备。比如说我采访了那个设计拆故宫方案的设计师，他跟我讲了几句他就不愿意讲了，有些人他愿意跟你讲，但你要知道他讲得准不准。口述史有时候会出现问题，记者平时的采访就是口述史，但很多当事人根本不会跟你讲真话，所以你千万不要把他们的话当做唯一的，你要把他们的话放到当时的环境中去，让大家自己做出判断，让大家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他是这样来讲的，他到底对还是不对，让读者自己去想。

　　问：您刚才说写作都有一定的主观性，那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您会不会有意无意地回避跟您自己的立场相冲突的材料？

　　答：立场是肯定的，但你知道记者的立场是什么么？在英文中讲，记者最忌讳的就是Take Side，Side就是立场，站在这边还是站在那边。记者的立场是什么，记者的立场就是事实，事实是终级目的，这是记者的立场。我相信你提的问题是想问我会不会Take Side，我是不会Take Side的，我的主要核心是事实。

　　记者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是要以事实为终极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以一种非常开放的心态来包容任何一个Side，那么所有Side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叙事，这样一个叙事毫无疑问是一个具有新闻价值的，具有研究价值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题材。就像《城记》这本书，大家看到北京城没了，北京城那么伟大一个城市，被人干掉了，被人拆了，被人大卸八块了，这是个全人类都需要知道的事情。古代的雅典，被人干掉了，有一个人天天在那里记怎么了怎么了，可能现在全世界的人都想看看，北京也是这样。

　　你们以后当记者也是这样，可能很多老百姓到你这儿来跟你哭诉，你那会千万不要成为他，有很多人就会觉得，啊呦，我就是包青天啊，这是非常业余的。当然也许你会觉得这个人太可怜了，那个政府或者那个开发商太无道了，这种人类正常的心态任何人都会有，但你要明白而且始终要记得，你是一个记者，你要做得非常得职业。我最近写的宣南的那个报道，我到那儿去看得时候，我感到很愤怒，身为一个中国人，他们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去中国化”，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难道我端着冲锋枪把他们扫了？这不是一个记者干的事情，所以在做调查时，你一定要体现出自己的职业态度，职业立场。

　　问：写作中您是怎样去平衡这种愤怒的？

　　答：把事实描述出来，事实本身很有力量，事实就够了。你看那宣南的报道，没有一句话是我自己在说，所有的人都登场了，我只是没有让开发商登场而已，他们组合在一起，我觉得这就够了，政府已经接受我采访了，其他也接受我采访了，没有必要再采访开发商，他要赚钱，干活呗，不用说了。我就老老实实把这个事情叙述了一遍，大家看完之后受不了了，这是一个记者应该有的职业态度，你把事说清楚就行了。记者不能Take Side，这很重要，是一种必要的职业态度，如果你Take Side的话，不可以混这碗饭吃。

　　问：当采访对象可以隐瞒事实的真相，你怎么去识别，怎么去挖掘呢？

　　答：你要知道，他只是事实真相来源的一个方面，他站在他的立场去说话，这很正常，很多时候，政府部门，一个部门是无法解释事实的一切的，他肯定会隐瞒一些东西，他也可能不知道那些事情。所以我会跟进一个事实，比如说我在采访中，采访对象说完一句话之后，我会摆另外一个事实在那里，让大家去看，让大家去判断，“啊，政府部门作了这么一个解释”，事实是这样的，这就够了。

　　你看我写的宣南那个，他说的是那样的，但墙上写的是“危改项目就是公益事业”嘛，我就用了这么一个细节就完了，他们把老百姓迁走，开发商在这里盖一个宾馆饭店，这是公益行为么？一句话就够了，这不是我说的话，是老百姓说的话，而且这个情节也不是我编造的，事实就是这样。你千万不能以为某一方面说出来的话就是绝对真实的，让他们搁在一起就够了。记者的职业就是这样，记者的工作就是在讲一个故事，但话又说过来，你要识破他的谎言和他所隐瞒的部分，需要你做大量扎实的工作，所以我说知识，你要储备着，你要做扎实的调查，你要不放过任何一个与事实相关联细节。

　　问：如果采访对象根本就是不配合呢？

　　答：那我就说“不接受采访”。

　　问：如果这个信息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你也很想知道？

　　答：那没办法，他就是不接受你的采访，我有时在报道中说，“他不接受采访”。《城记》里边，作为政府，这么大一个事情不接受记者采访，是有问题的，他是行使公权力的，他拒绝向媒体、向公众透露信息，这本身是有问题的。他们可以拒绝采访，但你在调查中一定要去采访，如果拒绝采访，你只要如实写清楚就行了。一个有冲突性、争议性的事情，总是有一方会接受你的采访。

　　问：您刚才的谈话，和您在“世纪大讲堂”的讲座和其他的一些谈话文章中可以看出您是一个很有情感表达欲望的人，但在您的报道和博客中，却很难看出来，您是怎么做到的？

　　答：我也在《南方周末》中谈到了这个问题，她说我“你的感情太丰富”，你说如果一个记者的感情不丰富，就没有发现力，记者是应该非常敏感的，他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原则又自己主张的人，有自己的一个稳定价值观的人。任何记者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价值观的竞争，就是你把生命，你把痛苦，你把一个人的生和死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南方周末》问这种感情会不会影响你的报道，我就跟她说，也许你爱得非常疯狂，但你一定会小心翼翼，所以《城记》就是一部小心翼翼的书，因为你爱得太疯狂了，你容忍不了任何对它的曲解和扭曲。实际上这本书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超级话题，不光中国人，官方都非常敏感、非常关注，国际学术界也非常关注，如果你在哪个地方编着写，就非常危险。还好，到现在我没有看到任何人说这本书在史料的运用上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是唯一可以把我打倒的东西。那有的人说，王军，我不赞同你的观点。我说你只要跟我说，我哪个地方失实了，我这本书哪有什么观点啊，我讲的就是事实嘛。“你把事实搞错了”，我倒是希望听到这样的声音，我有什么观点啊，我的观点就是把事搞清楚。

　　问：我昨天也看了您的博客，您很晚还在给您的博友留言，是找到了一种共鸣？有没有过孤独感？

　　答：没有孤独感，我跟一个博友留言，因为他是一个考古工作者，很有名气，然后我就跟他交流。当时我之所以有这个博客也是希望跟大家有一些交流和探讨，我就把自己的一些作品摆那里去，听听大家的意见。我博客上有很多专业人士，有规划的、建设的，国外的也有，他们都跑来看，有很多探讨，而且有些人就给我供应线索，这非常好，包括我做的一些很重大的调查，有时候踏破铁鞋无觅处，关键人物，他给我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啊呀，真是高兴。

　　其实现在是一个资讯化的时代，像这些网络技术，对新闻记者的工作构成了一个根本性的挑战，这也就要求记者更多地去探究事物内在的东西，更有深度的东西。你开一个新闻发布会，网络就已经给你实况直播了，你回来还能发布什么呢。互联网使你的工作价值在不断地打折扣，越是在这样一种扁平化的时代，就越会驱使人去寻找真正好的、有深度的报道，所以你要从事记者这样的工作，你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有深度的报道上，去做一些非虚构的写作。也许在非虚构写作上《城记》是开了一个头，因为在这之前，中国的记者都写的报告文学，都很麻烦，麻烦在哪呢，一写完就有人告他。他们在写毛主席和梁思成这个事的时候，他会编造，他会编造一个毛主席和梁思成在一块的情节，这就是报告文学。

　　问：但是你在写《城记》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的帮助，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可能的，比如说梁思成夫人林洙的支持，清华建筑学院资料室的支持。

　　答：对，但这不是一个记者值得炫耀的，如果记者之间可以炫耀的话，那是“你看，我得到了这个消息来源”，“你看，我采访到了本?拉登”，这最值得炫耀了。做记者最重要的工作，是接近最重要的来源。比如说你能接近梁思成，这是最好的，但梁思成已经去世了，只能接触他的夫人。他夫人信任我，她能够把梁思成生前的所有的东西给你看，这样你基本上就成了，记者的工作是这个东西，就是接近一个最有价值的来源。

　　那看那个Haynes Johnson，他拿普利策奖，专门从欧洲跑到北京来采访，他要采访一个人，跟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那个人的电话，那我告诉他，我跟Johnson说，你就跟他说是王军介绍你来的，过十多分钟，他给我发一短信，就是三个“Thank you”，然后拼音给我拼了一个“大师傅”。记者能跟那么多重要的人建立联系，你就是大师傅。你也可以看到，一个普利策奖获得者，他也害怕得不到一个好的来源，所有记者的工作都是一样的，但一个普利策奖获得者，他之所以能免于苦于找不到重要来源，就是他能认识更多的大师傅，在每一事件中，他就知道我要找到谁，他背后是有一个社会网络来支持他的，这就是一个记者努力要做的，否则你太容易找一个借口了，“你看，我跟他不认识，他就是不理我，他是大人物”。不是这么回事，有很多记者说，“我采访不到他”，我就跟他说，“到他门口堵着去，人家把你从门口推出你就从窗户跳进来”。

　　我采访贝聿铭，我准备了四年，我哪有他电话啊，我就看到《人民日报》江泽民同志在接见贝聿铭，一看还有中国银行的代表，所以肯定跟中国银行有关系，打电话去，中国银行要盖房子，但是他不接受我采访，怎么办，我问谁去？但是我会为他下一次到北京做准备，我知道了他跟谁是好朋友，我跟他的好朋友成为超级好朋友，所以老贝再次在北京出现的时候，我就给他好朋友打电话，他告诉我贝聿铭的宾馆电话。当然要说服贝聿铭又很困难，贝聿铭他不愿意接受采访，他一开始就拒绝我，但我在几乎一两分钟之内就说服了他接受采访。

　　问：您是怎么在一两分钟之内说服的，您说了什么？

　　答：这是秘密。但绝对跟之前的积累有关系，跟你对他的认识有关系，你要让他知道，这个人是我要见的人。

　　问：那技巧性的东西呢？

　　答：就是你要知道他的事情。比如说，我首先问他，谈谈北京城这个事。他就说，“呀，这个我不懂”，那我说那您谈谈建筑的问题，谈建筑的事他也在犹豫，我说你不是要在哪盖个房子吗等等，然后他就说，“啊，我可以接受你的采访”。事实上，在跟他见面之前，我帮他和一帮专家的一个联名上书信做了一个微薄的报道，这件事一下拉近了我跟他之间的距离，或者你可以在给他写采访提纲或者发E-Mail的时候，附一个你采访了谁谁谁，人家一看就会知道，噢，这个很重要，这个人我要见，等等吧。这些都不是决定性因素，但所有因素加在一起就成了决定性因素了。

　　我采访贝聿铭之后，我还想采访另一个人，Norman Foster，他是英国一个很重要的建筑师，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场香港机场（旅客航站楼）的设计师，也是汇丰银行和德国议会的设计师，我知道他跟贝聿铭之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关系，贝聿铭在这边搞一个中国银行，他在那搞一个汇丰银行，德国统一之后，德国的议会大厦是由Foster来设计的，德国的新历史博物馆则是请贝聿铭来设计的，他们之间似乎存在一种看不见的较劲的关系，两个人的年纪大概相差了20岁左右，但两个人都是现代主义大师，所以我特别想见Foster。后来在Foster在北京待了24个小时，见了我两次面，这都跟之前的准备有关系，Foster也跟我成了好朋友，他认识到我的重要性，但最重要的，你要别人相信你，是你的报道。

　　问：《城记》中，梁思成在那个年代，被说成是“思古幽情”，您一直在做的工作，是不是也有您的“思古幽情”？

　　答：“思古幽情”是人之常情。是不是要把她毁掉之后，人类才能够进步，这是要用逻辑思考的问题。是不是要把北京城全干掉，这种发展才是最有效率的、才是能得到最高回报的？我想，这个问题运用逻辑是可以测量出来的，《城记》这本书就是在做这样一个事情。我就是在分析那个逻辑，你拆她的理由是什么，保她你的理由又是什么，最后导致的结果又是什么，这几个东西摆在一起不就OK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你看到结果，从结果往前推，看到这个过程浪费了很多东西，难道一个国家要发展就必须浪费吗？

　　问：那这是不是每个国家在发展道路上的都要经历的，就像波士顿的道路改造？

　　答：你只能说这是他们的局限性，而不是必然性。这是他们的局限性带来的结果，而不是说是历史的必然，否则你可以说人必然要杀人，都杀了几千年，于是杀人就合法了？是由于人类的局限才导致了杀人，这样的解释才比较对吧。因为现在是中国落后，他们对文化的理解、对文明的理解、对人性、对人的生命，对这些东西的理解也还是有局限性，所以你才去干这个事情。其实我这本书是在暴露人类的局限性，而不是暴露历史的必然，人类的局限性是永恒的，你包括王军，也许在过两年再看王军，也有他的局限性。

　　问：那您怎么看报道事实与研究的社会问题？

　　答：报道客观事实本身就是在研究问题。你可以说不满足于表现一个浅层次的事实，而是要揭示他内在的一个逻辑关系，事实和事实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一个好记者应该是，不满足于浅层的事实的表现，而是要看见它背后的内在的关系。

　　问：那怎么看这种表层报道，因为这很多啊。

　　答：这是工作要求我们做的，我以前在北京分社的时候，也做了大量的这类报道，几百字的。有很多人看到说，啊呦，王军还写这种稿子啊？还有一些人以为你怎么着的，其实我就是一个记者，拿工资就得干这个事。

　　问：您在采访中有没有受到过威胁？

　　答：当然有。

　　问：那您放弃过吗，或者说妥协了，笔锋没有那么露了？

　　答：没有啊，我就更彻底啊。当你面对威胁的时候，你不能表现出一点懦弱，否则就非常危险，当然你的勇气就是对事实的足够把握。

　　记者要敢于怀疑，经过你怀疑过的事实才是最靠得住的事实。我带年轻记者时就说，在你们的报道写完之后，首先把报道中的所有事实颠覆一次，如果你颠几次都颠不倒的话，那也就没有人可以颠倒。要敢于怀疑一切，这很重要。

　　问：开头您讲到做记者最本质的关怀是对生命的关怀，这也是您对记者这个职业的看法吗？

　　答：对，对。生命是无价的、神圣的，记者要更多的关注生命的苦难，要更多的关注弱者，因为一个社会的文明状态体现在对弱者的态度，但这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向富人宣战。我们这个社会有那么多矿工死去，那么多问题，这么一个社会，确是一个记者应该好好履行他职业的时代。

作者：颜伟杰 中国人民大学

　　1、从《宣南士乡之殇》和《前门大搬迁》这两篇报道中，找出其穿插的历史背景，并分析其作用。

　　2、采访当中，记者应该怎样处理各方相冲突的观点或者矛盾的说法？

　　3、在写作中，怎样去“还原事实”，要注意哪些问题？

　　4、你怎样看待记者平时的积累，包括专业知识的积累和人际关系的积累。

　　做职业的调查记者

　　 ——王军和他的城建调查报道

　　王军，是被“分配”去做城建报道的，但经十年准备，一本50年代关于北京城规划的《城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城市建设、城市规划问题跨越了领导和专家层面，成为一个公众普遍关注的话题。随后王军关于北京古城的调查性报道，在拆与保的争论中，分量越来越重。作为国内城建调查性报道的佼佼者，王军的报道理念、采访写作方法和对记者职业的理解，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

　　一、关于城建报道

　　相比其他一般问题的调查性报道，城建中的调查性报道，不仅要求记者有作为记者的专业素养，而且要求记者掌握和运用关于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动态的专业知识，比如，对建筑设计、地产开发、城市形态、文物保护等方面的知识背景。

　　城市的发展更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需要记者对城市的发展脉络有明晰的认识，因此要在平时积累古建筑、城市规划、环境、交通发展的知识，把现今的城市形态放在历史大背景中去考察，甚至要沟通古今中外，挖掘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内在的、隐蔽的关系，并向公众展现其内在逻辑。

　　此外，城建报道还是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在城市建设中，涉及到政府、开发商、百姓，以及专家学者等多方面的对象和声音，要厘清各种声音在事件发展中的关系并不容易。我们的报道中，往往揪住了站在前台明显位置的一个或几个因素，就对事件做报道、“分析”，这是不利于解释，也不利于揭示事实发生的根本“程序”的。

　　在王军的城建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北京城历史的把握，他用十年的时间来准备《城记》，也为他对北京古城的认识打下了扎实基础，“任何事情都是要放到历史大背景中去看，才能看出其内在的关系和发展逻辑的”。北京古城的发展历经元、明、清三代，其城市形态风格一脉相承，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却逐渐遭受了拆与保的争论，我们如何去认识我们的文明，这是王军在他的报道中想要回答的问题。

　　二、关于采访写作

　　1、采访要平衡

　　调查性报道往往是对特定问题的调查，追求对真相和信息的还原，因此在采访中要去反映各方的意见。要采访与事件相关的每个方面，听取他们的想法，这是记者基本的工作方式。

　　平衡是探索真相的路径，但并不意味着放弃记者的立场。在王军的《宣南士乡之殇》中，他让尚未迁出的老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房产人、宣南文史专家、宣武区常务副区长、基层文物工作者、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北京四中教师学生和接近拆迁办工作人员等14人表达各自意见，并结合了现场，进行平衡描述。事实是最有力的，事实面前，读者足以判断孰是孰非。

　　2、 尽力还原事实——真实、全面和本质

　　王军认为，对事实的理解应该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真实，事实的每个方面都构成了真实的某一方面；第二层次是全面，要看到事物的各个方面；只有真实、全面，才可能到达第三层次——本质。就像盲人摸象，要尽可能地去接近它的全部，在真实还不全面的时候就想要达到本质，这是可怕的。

　　《城记》一书中，最为王军自豪的是其史实的真实性，“现在我没有看到任何人说这本书在史料的运用上，在史实的运用上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是唯一可以把我打倒的东西”。，《城记》和他的其他城建报道，各种人物的声音、现场、历史背景，当得到尽可能多的事实后，事物本质就自然显现出来了，读者就会自己对事实做出判断。

　　3、 写作中事实最有力量

　　事实是新闻写作中最基本的元素，新闻工作本身可以说就是在描述事实，还原事实。在《老北京的死与生》、《北京，宣南的消逝》等报道中，很难发现记者的评论，而仅仅是事实的呈现，《城记》也一样，全书可以说是史料的连缀，但史实下面的暗流撞击着读者的心扉。

　　三、关于记者

　　1、 记者的知识储备

　　记者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职业，需要储备各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历史知识，世界是一个有着前因后果的世界，事物发展是有其内在逻辑。记者的工作就是把事实放在世界和历史大背景中，分析其发展逻辑。缺少专业知识储备，就不易判断事件的新闻价值。

　　王军认为，记者的工作在后人看来就是一个历史纪录的工作。因此要明白事实的历史发展脉络，要对历史问题有所研究。这也是他花十年时间翻阅城建资料的原因，而“《城记》只是一本意外的书”。

　　2、 扩大“大师傅”网络

　　普利策奖获得者Haynes Johnson，称王军为“大师傅”，因为他有广泛的社会信息来源网络。“普利策奖获得者，也会害怕得不到一个好的来源，但他之所以能免于苦于找不到重要来源，就是他能认识更多的‘大师傅’，在每一件事中，他都知道要找哪个‘大师傅’”，记者背后需要一个社会网络来支持。

　　网络技术的发展，也对记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可以在网上建立自己的博客，当作与读者沟通的渠道，同时这也可以为扩大自己的“大师傅”网提供了可能。

　　3、 保持激情与敏感

　　记者是一个需要激情和敏感的职业，但这种激情和敏感要非常职业。在调查性报道中，都难免会遇到弱者，对其的怜悯和可怜，这种正常的心态任何人都会有，但作为记者，需要职业的对待这种情感。

　　王军说在写宣南的报道时，他到那儿看得时候，感到很愤怒，但我们在他的报道《北京，宣南的消逝》中却无法抓到这种“愤怒”的蛛丝马迹，这就是记者要体现的职业态度，职业立场。

　　4、 记者的价值观——关注生命

　　记者是社会的良心，需要更多地去关注弱者，关注生命的苦难。一个社会的文明状态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以及人对待生命的态度上。王军认为任何价值都不应以生命的损失为前提，任何有损生命尊严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身为记者，不管做任何报道，其实都是一种对人的探索。

　　记者某种程度上就是靠着自己稳定的价值观在支撑着。王军说，写《城记》，他只想拯救自己，“这一天我只有出发了，晚上才睡得着觉。”在我们这个社会仍有许多局限尚未被普遍认识情况下，需要一个个记者好好履行自己的职业。这是一个需要“瞭望哨”的时代。

[案例附录一：]

　　一、老北京的死与生 (见链接)

　　（一）宣南士乡之殇

　　（二）寻找北京文化之根

　　（三）拆与保的角逐

　　二、北京，宣南的消逝（见链接）

　　（一）前门大搬迁

　　（二）商业区的命运之符

　　（三）权力与市场的边界

　　（四）整体保护提出之后

[案例附录二：]

　　（二）前门大搬迁

　　以开发方式施行的“休克式保护”，能否让这片商业老区从手术台上活过来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 军

　　68岁的王英宇在等待命运的安排。他不愿离开全家人已生活了61年的老宅。

　　他眉头紧锁，在自家的小四合院里来回踱步，指着大门南侧的一间房，对《瞭望新闻周刊》说，“就差这一间了，‘文..革.’时被街道办事处占了，到现在还没有还回来。”

　　接着，他叹了一口气，“可是，要回来了又能怎样呢？”

　　这个小院所在的草厂八条胡同，与北京正阳门城楼相望，房屋约150平方米。

　　今年2月8日贴出的《崇文区前门东片地区解危排险工程公告》，让王英宇心生不祥之兆，“说是解危排险，可用的是拆迁管理办法，要整条胡同、整条胡同地把大家迁走。”

　　“这个院子是我们家的私宅，我完全可以自己修缮。你来解危排险，可是不是还有不危不险的呢？解危排险难道是解旧排旧吗？”这位退休老人抱怨道。

　　王英宇居住的街区，不少地方已是人去房空，涉足其中如入死城。

　　曾在清咸丰年间发祥京剧艺术的前门商业区，正在经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搬迁。

　　商业区东西两侧的鲜鱼口和大栅栏，均是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区，商业老字号云集，会馆、戏园、寺庙遗存众多。

　　眼下，一条龙饭庄、天兴居炒肝、便宜坊烤鸭店、大北照相馆等老字号，均被迁走只余房屋躯壳，外侧立起围栏，上书“保护历史名城，再现古都风貌”。

　　情况每天都在变化，王英宇在自家小院内惴惴不安。

　　“为什么把我们都发出去？”

　　草场八条位于鲜鱼口历史文化保护区内。

　　2002年由北京市政府批准的《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划定草厂三条至十条为鲜鱼口的重点保护区，明确重点保护区要采取“微循环式”的改造模式，“循序渐进、逐步改善”，“积极鼓励公众参与”。

　　鲜鱼口地区呈鱼骨状排列的胡同，因古河道走势形成，这是北京旧城内罕见的景观。草厂一带南北向胡同，朝着700多年前元大都城墙的方向延伸。元大都城墙夯土而筑，为防雨水冲刷，墙体以苇帘子覆盖，草厂即与当年的收苇场有关。

　　得知自己的家被划入重点保护区，王英宇当初乐上心头，“这下踏实了，总算不拆了”。

　　“文..革.”期间，他的小院被挤入三户人家。这些年，他打官司，又赶上北京市腾退私房，终于请走了最后一户“房客”。

　　他想把自己的家好好修修，到区里办手续，得到的答复是不让大修，因为这一片要整体改造。

　　“不是不拆了吗？”王英宇很是不解。有间房塌了，几经争取，他费力把它盖起来。收回来的老宅如同他的心头肉，修修补补已花去两万元钱。

　　如今赶上了解危排险，由北京市崇文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贴出的公告称，“前门地区是北京市危旧房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经过上百年的风雨侵蚀，危险房屋数量逐年增加，市政设施极端落后，各种安全隐患普遍存在，虽然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但是到了汛期和冬季防火季节，房屋安全事故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公告明示，“按照北京市委、市政府和崇文区委、区政府的要求，北京市崇文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决定对崇文区前门东片地区危险房屋实施解危排险。补偿标准参照《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87号）及相关文件中的规定执行。”

　　“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用拆迁政策来解危排险？为什么把我们都发出去？”王英宇反复嘟囔着这句话。

　　“《拆迁管理办法》就贴在墙上，明明写着‘鼓励居民结合住房制度改革实施危旧房改造’，‘房屋拆迁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产权调换’。可我要求自己修缮不被允许，要求产权调换也不被允许。出路只有一条，拿钱走人，每平方米补偿8020元。可我们是穷人，城里的房子都涨到1万多块钱1平方米了，这让我们怎么办？”王英宇说。

　　在这片区域的小院里，挤住着的众多家庭居住面积都不大，有的仅十多平方米，甚至更小，按面积补偿使他们面对巨大购房压力。

　　一位区干部来做王英宇的工作，知他用了两万多元修房子，“这说明你有钱啊！”

　　“我对区干部说，不是保护古都风貌吗？你给我民族风格的图纸，我自己把院子修好行不行？”王英宇转述道。

　　“可区干部问，你有这么多钱吗？我说我宁可负债，也不愿走。他说，恐怕做不到。”

　　老字号之困

　　“人都走了，财气也就消了。”74岁的“爆肚冯”掌门人冯广聚，看着门外已排成长队的顾客一脸愁容。

　　前门地区拆迁的消息传开后，“爆肚冯”每天顾客陡增至1000多人，是平时的两三倍。这家曾为清宫御膳房特供专用肚子的百年老字号，位于与鲜鱼口一街之隔的大栅栏廊房二条，如今也赶上了“解危排险”。

　　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太太硬是让孩子扶着她上台阶吃爆肚，这让冯广聚感慨不已，“大家排队来吃，一是怀念老街道，二是怀念老字号。老街道没了，故事也就没了。”

　　坐在一侧的儿子忿忿不平，“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把大家都迁走？大栅栏这一带，过去140多家字号，40多处寺庙，处处商机，步步为市，相当辉煌。现在把人都迁走了，文化底蕴就没了！”

　　大栅栏属北京市宣武区管辖，一位区干部向冯广聚表示工程结束后，老字号还要迁回来。

　　“说是两年后回来，但我们怕回不起。”冯广聚对《瞭望新闻周刊》说，“改造后房租肯定不是今天的价了。我现在烧饼5毛钱一个，25元就能吃一顿套餐，如果两年后房租从现在的8万元涨到30万元，你说我要卖多少钱合适？”

　　廊房二条北侧是此次“解危排险”的范围，冯广聚就把餐馆从胡同的北侧迁到了对面的南侧，算是躲过了这一轮搬迁，但听说胡同南侧的改造也将分期进行。

　　冯广聚居住的三富胡同也被“解危排险”圈定。“街坊们有许多怨言，搬迁就是给钱走人，拿到的钱只够到边远的郊区去住，”他说，“我家有这个店，经济上还好办点，可有的人下岗了，就难了。到郊区去住，每天上下班得花多少时间啊。”

　　冯广聚对前景不甚乐观，“吃爆肚的多是北京的老居民，他们都走了，就得换另一层人来吃了，到那时还成吗？”

　　与“爆肚冯”相隔不远的谦祥益，是大栅栏著名的“八大祥”之一，这次也被划入“解危排险”范围。

　　“去年我们花了100多万元修缮房屋，你看这是危房吗？”谦祥益的副总经理高慎昌对《瞭望新闻周刊》说，“可五一节一过就要我们拿钱走人，拆迁办说把我们的房子修好后再让我们搬回来。搬回来还得自己出钱，肯定超过现在的补偿价，说是两年后回迁，可以享受优惠，可到底要掏多少钱回来我们并不清楚。”

　　专营丝绸品的这家老字号为孟子后人创办，现为一家集体股份制企业。1999年职工集资买下的这处中西合璧的二层店铺，把着前门商业区北口，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高慎昌说，今年2月宣武区建设委员会贴出拆迁公示，对他们来讲如同当头一棒，“既然不拆房子了，为什么还要我们走呢？我们得到的答复是整个地区由开发商承包了，市政设施要改造，我们的店铺也要交给开发商来装修。”

　　“可是，我们这儿根本用不着开发商来装修啊。店门口前几年就挖过管道，我们搭上板子照常营业。”高慎昌说，“我们不愿意走，也希望多得到一些补偿，但拆迁办说按政府文件办事，没有余地可谈。”

　　一家评估公司对谦祥益的房产作了评估，说这是三类地区，每平方米估价不到1万元。高慎昌颇为不解，“评估公司说王府井是一类地区，前门大街是二类地区，我们这儿与前门大街相隔几米，就成了三类地区。可每年五一、国庆和开两会的时候，我们这儿又被划入安全保卫的一类地区了。”

　　与“爆肚冯”一样，谦祥益近几个月也是顾客盈门，日销售额猛增五六倍，甚至十倍。

　　高慎昌叹道，“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外迁地点，只能让职工先回家呆着再说了，不排除丢掉饭碗的可能。”

　　规划师的现实

　　得知“爆肚冯”、谦祥益的处境，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边兰春感到吃惊。

　　这位《北京前门大栅栏地区保护、整治与复兴规划设计研究》的项目负责人之一，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他们在两年前受区政府下属的北京大栅栏投资公司委托做的这项控制性规划，并没有提出把人都迁走。

　　“大栅栏东北部的这一地块，中间夹着小吃等传统商铺，是王府井所不具备的优点，”边兰春认为，“如此丰富的商业文化应让它们自己演变，小的店铺恰恰是有活力的，不应该机械地都把它们迁走。”

　　边兰春及其同事所完成的这项规划，提出以“院落”为单位进行渐进式小规模有机更新，防止大规模改造对历史街区带来的破坏，一个院落、一个院落地逐步进行保护、修缮、改造和更新，新建建筑不得破坏原有院落布局、胡同肌理和历史风貌。

　　在边兰春看来，最理想的保护方式是政府通过良性介入，提供优质的公共设施服务，以带动整个地区的“血液循环”。

　　2001年他完成北京西城区烟袋斜街保护规划，政府部门据此投入不到160万元，选石铺路，拆除违章建筑，引入天然气管道，便激活了整个街区。

　　“大家知道不拆了，市政设施改善了，地段升值了，别的商家就进来了。”边兰春介绍道，“原来卖光盘的地方变成了酒吧间，紧闭着的大铁门变成了一家茶馆，发廊变成了旅游工艺品店，一年内就发生了明显变化。”

　　他认为，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应该树立市场信心，鼓励产权交易与租赁，通过设计导则与技术标准的制定，规范各类修缮行为，“政府应该做的，是通过做好公共空间，制造‘触媒’，以带活一块，而不是弄死一块。”

　　他打开一张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公共空间分布图，“你看，巴塞罗那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复兴旧城，他们只是持续做公共空间的改造，以此带动地段升值，促使交易活动与房屋修缮的发生，像扎针炙一样把整个城市扎活了。这是反思欧洲当年流行的成片保护理论的结果，做得非常成功。”

　　边兰春的想法与前门地区正在发生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只是尽量提高规划编制的科学性，不很清楚大栅栏控规的执行情况”。

　　是保护还是开发

　　北京市宣武区建设委员会2月17日贴出的《北京市城市建设项目拆迁公示》称，“经政府储备土地和入市交易土地联席会审议由北京大栅栏永兴置业有限公司作为煤市街以东区域地块项目的实施主体，先期进行C、H地块土地整理工作”。

　　C、H地块分处大栅栏东侧地区的一北一南，C地块大部分位处历史文化保护区范围之内，谦祥益正在其中。

　　《瞭望新闻周刊》通过可靠渠道获悉，C、H地块合计占地面积7.53公顷，现状房屋建筑面积8.56万平方米，其中被划入保护类建筑的约1.85万平方米。

　　“从理论上说，要进行土地整理，也就是一级开发，就必须完成拆迁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再以招标、拍卖或挂牌的方式出让土地。这样，所有的人都必须迁走。”一位曾深度介入前门地区改造工程的人士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评论道。

　　去年1月由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则展示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另一种前景：“推动房屋产权制度改革，明确房屋产权，鼓励居民按保护规划实施自我改造更新，成为房屋修缮保护的主体。”

　　总体规划要求，“积极探索适合旧城保护和复兴的危房改造模式，停止大拆大建”，“应坚持小规模渐进式有机更新的思想，加强对具有历史价值的胡同、四合院的保护和修缮，减少房地产开发行为，不宜搞一次性超强度开发”。

　　“你认准了方向，就应该一二三下决心去做，可现在的问题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没有一个部门牵头，如何试点，如何总结，如何推广，没有一个部门主抓。”北京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赵知敬对《瞭望新闻周刊》说，“弄到最后，具体工作还是落到了区里，走的还是过去危改开发的那套程序。”

　　“你把一二级土地开发分开，一级开发完成后，把地价卖得那么高，二级市场的开发商还会让那些小吃店回来吗？”北京金田建筑设计公司总建筑师黄汇认为前门商业区的开发机制与保护目标存在矛盾。

　　《瞭望新闻周刊》就前门地区工程建设事宜分别向宣武区、崇文区政府的宣传部门提出采访请求，均被告知尚不方便安排，日后有关部门将统一发布新闻。

　　记者辗转从一位知情者处得知，在大栅栏工程的方案设计中，政府部门确有通过分取开发商利润空间，创造条件帮助本地区原生及繁衍企业回迁的思路。

　　谦祥益就得到了类似的承诺，但拿钱走人的现实让高慎昌心里很不踏实，“开发商要开发这里，肯定是要赚钱的，否则他不会让你走。也许他们会发善心，给我们一个可承受的条件吧”。

　　“人房分离”玄机

　　今年1月，北京市属媒体披露了崇文区前门危改的“新思路”——“人房分离”，“即老百姓搬出以后，先将房子封闭保存起来，由文物专家鉴定以后，对有价值的保护、需修缮的修缮、需更新的更新”。

　　3月13日，“北京旧城风貌保护与危房改造专家顾问小组”成员谢辰生走访了前门东侧地区，得知一些独门独院、现状良好、被挂牌保护的私家院落也被勒令限期搬迁，深感震惊。

　　他认为“人房分离”不能一刀切，应体现宪法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以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鼓励居民成为房屋修缮保护主体的要求。

　　“不能只见物不见人，也不能光听专家的，”谢辰生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强调，“应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要求，建立公示制度，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以大规模资金介入的“人房分离”将以何种方式实现回报尚是悬念。五合国际设计集团在其网站上公布了该公司去年12月在前门至崇文门地区设计的“中式豪华高科技别墅”方案，称“在纯古典四合院外形下，应用生态技术手段，实现微能耗、高舒适度。该项目预计建造大小四合院别墅800栋”。

　　数家设计单位参加了前门东区的项目设计，一位曾参与其中的规划师对《瞭望新闻周刊》说，“前一段被迫做了一阵前门的规划，心情很差，去那里看过就不再能够接受是自己在设计它，好在现在可以放下了。但是想起那些老房子还是心痛得厉害，难道北京的历史就只能这样前进么？”

　　这位规划师透露，“开发商的想法是，沿前三门大街建设回迁商务楼，把东区内的企业搬入回迁楼，然后把所有住户全部给钱迁走，将整个东侧路以东的部分变成四合院豪宅区，恢复古三里河（水深不超过30公分），四合院大小控制在200~800平方米，估计他们会以1000万~5000万的价格销售这些院子。”

　　作家肖复兴在前门东侧的打磨厂长大，他写了一篇文章，叙述自己今年元旦重访前门地区的见闻：“鲜鱼口里的长春堂老药铺已经成为了一片瓦砾，长巷头条里湖北会馆也是一片瓦砾，只剩下一株老杜梨树孤零零的在寒风中瑟瑟抖动。兴隆街、大蒋家胡同、草厂几条老胡同里，也已经拆得一片凋零。冰窖厂、罗家井、前营后营，包括康熙年间重修的乾泰寺，更是被推成了平头”。

　　“在兴隆街一条街上，老式二层木楼和拱券门窗的西式店铺就有很多家。比如泰兴号、正明斋、敬记纸庄、永庆当铺、青年救世军基督教堂……都还健在，干吗都要一推了之？”肖复兴对这一地区的道路工程提出质疑，“不过一万平方米的街区，被7条纵横大道切割，老胡同肯定会被破坏，失去胡同的依托，老院落的存在还有意义吗？”

　　他对将原住居民迁走的做法表示不解，“失去老人的居住，老院落也只是一种舞台上空落落的道具而已，会失去了生命力的延续。更何况新建起的街区里大多数将再不是老院落了。地脉与人气的失去，还能够挽回吗？”

　　冯骥才直指“规划性破坏”

　　围聚在前门地区的矛盾在今年两会召开期间出现一次高潮。

　　3月8日，万选蓉、张文康、冯骥才、叶廷芳等8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合向大会提交了一份《抢救保护北京前门历史文化街区》的调查性提案：“北京前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古建筑及街景布局，正在遭受着一场比拆城墙还要严重的浩劫，如果再不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并加以保护，北京将会痛失古都的历史风貌。”

　　提案披露了一组数据：崇文区鲜鱼口地区文物普查单位共有57处，此次列入危改名单的有41处；保护院落原定80处，这次列入拆迁的有61处。

　　万选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根据崇文区已公布的危改方案，拆迁几乎涉及该区域所有60多条胡同的门牌，2005年12月以来，崇文区陆续拆除了建于明代修于清代的铁山寺、湖北会馆等5处普查登记在册文物。

　　“按规定普查登记在册文物应该予以迁建，但调查发现，拆迁中文物古建构件如木材等均被卖掉，砖瓦则被砸烂，根本未按迁建的程序施工。”万选蓉说。

　　参与联名提案的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在去年两会上曾指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存在“规划性破坏”。今年4月18日，他在北京的一个研讨会上又对“规划性破坏”作进一步阐释，认为在国内城市均有表现，“这是最残酷的、最大的破坏”。

　　“多好的规划方案在我听来就是尸检报告，”冯骥才说，“就是把原来丰富的历史积淀的整体给解构了，完全按功能重新划分，把历史本身的活生生的生命变成一个个尸体，然后搁在手术台上进行分析。”

　　“我们对我们的城市没有作过文化上的认定，我们现在谈论得比较多的是物质性的建筑，可对它里面人的灵魂和人与地域的关系，也就是非物质的关系，没有进行研究就开始动手了。”

　　在政协委员发表批评意见之后，已被拆除的铁山寺、安徽太平县会馆开始重建，工地现场挂牌告示，这两处建筑皆因道路建设之需而迁建于原址附近。

　　“已不是过去的味道了，”铁山寺附近的一位居民，指着工地上立起的梁架对《瞭望新闻周刊》说，“你看这些新木头，盖起来只是一个假古董。”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规划师介绍，成片开发豪华四合院的计划可能出现转折，设计单位已接到指示，先选定一条胡同作试点，按照原有院落格局，一个院一个院地设计。

　　“历史文化保护区应该留存院落肌理，但用开发的方式来做，就带来另一个问题，”这位规划师说，“前门地区小院子很多，许多院子也就是二百平方米上下，这些穷人的小院能做得出四合院豪宅吗？盖出来又有人买吗？它们卖得出价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