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背景及意义] 

1949年建国前后，从民国时期走来的知识分子纷纷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在他们中的一部分或跟随国民党到了台湾，或出走国外时，仍有一批人留下来了，但他们“毕竟是书生”，在“枪杆子里出政权”被奉为圭臬的时代里，政治并没有给知识分子余留太多的活动空间，时代的弄潮儿转眼间已经让位给精明能干的政治家军事家，那些建国前立场不坚定的“民主人士”的处境更是岌岌可危。通常的看法是，在建国初敏感的政治氛围中，留守的知识分子“集体失语”，放弃了批判性和独立性，只不过他们对于新政权的思想认同或早或晚，程度上也千差万别。应该说，建国前后知识分子的集体困境、集体转向是本文的第一个历史背景，也是作者想要重点探究的。

这其中，老报人们的状况或许最为纠结，因为不仅他们自己的角色变了，再不能把自己当做“客卿”，连他们安身立命的事业也变了功用——报刊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党报的领导，他们引以为傲的新闻业绩被一棒子打倒——那都是资产阶级的新闻竞争。即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碍于联合政府的形式和统战政策的需要，中共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允许一部分私营媒体继续存在一段时间，这些私营媒体也需要受到严格有效的控制使之为党的宣传目标服务，于是私营媒体一方面丢掉了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又必须硬着头皮和享有特权和声望的党报党刊竞争，在新政权下，它们还有生存发展的空间吗？作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全国性报纸，作为当时最负盛名的报人，王芸生和他的《大公报》该如何适应新的环境、继续存活？

关于建国前后的王芸生和《大公报》，目前无论是从新闻史角度的学术成果还是当事人的回忆录都比较多，然而大都是些人云亦云的重复性说法，所依据者几乎都是个人回忆史料，难免会受到回忆或口述者主观偏向的影响。本书的突出贡献之一就是系统发掘和整理了档案史料，与口述史相配合，力图还原一段相对客观的曲折历史。另外，正如作者所说，他研究王芸生并不是想要为他立传或者只是写一段历史，而是有一个明确的研究问题贯穿始终，这就使得本研究在冗杂繁复的历史叙述中仍然保持一条鲜明的线索，随着叙事的展开，读者获得的用以解释该疑问的材料越来越多，答案逐渐浮出水面。

本案例选自杨奎松老师2013年出版的专著：《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共三章，《王芸生与1949年以后的大公报》是书中第二章，第一章和第三章分别是《张东荪“叛国”案再研究》、《潘光旦的“思想”与“改造”》。

[研究问题] 

当年知识分子为什么那么软弱？这是让很多人困惑也由许多人给过答案的问题，作者希望从历史文献梳理的路径进行解释，他认为，只有对当时的人有充分的理解，努力还原他们的思想历程、情感经历及其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复杂纠葛，然后才能谈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今人可以毫不费力地对前人做事后诸葛亮式的评判，但有一点不能忘记——知识分子也是人，除了对政治对国家“忍不住的关怀”，不少人还有难以消褪的书生气，有性格懦弱、情绪敏感、不食人间烟火的一面，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他们也会做出和常人一样的选择，我们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感到痛心疾首或许只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的定位过高。

作者在本书的前言中坦言，这只是“研究中共建国史方方面面问题中的一方面尝试”，他无意对王芸生做什么盖棺之论，只是试图将个人放到整个大历史背景中去，仔细探查他如何去适应世道的变化，为什么会发出和建国前大相径庭的言论？最关键的——他为什么会说自己是来解放区“投降”的？又为什么会亲手将自己苦心经营半辈子的事业送入坟墓？将王芸生与书中另外两个人物——张东荪、潘光旦放在一起，或许可以管中窥豹，对建国后知识分子的政治转向和人生际遇增加一分理解。

[资料收集与分析] 

一、新中国成立前

     历史背景：

共产党的新闻政策：报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这个不容置疑的基本理念之外，顾及到统一战线和即将成立联合政府的现实，中共决定区别对待大城市的反动报刊和中间报刊。根据中共中央1948年11月发布的相关指示，“凡属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各反动党派及反动军队的各级组织所出版发行的”，包括《益世报》这类进行系统反动宣传的私营报刊与通讯社，要连同设备资材一律予以接受，并不得再以原名副刊或发稿；凡属进步的，或中间性的报刊和通讯社，向政府登记并取得批准后，允许出版。另外，中共明确了各地均应切实保证本地要有一党外民主报纸配合党报工作的方针。

《大公报》的既往表现：第一，自1930年代以来，《大公报》在政治和社会上声望甚隆，称得上国内首屈一指的大报，在国际上也颇引人注目——是中国唯一一份曾经获得密苏里新闻奖的报纸；第二，《大公报》并没有国民党官方背景，它一向以私营、中立为标榜，自称恪守“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原则，且报馆内部中共地下党员人数众多，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搭上中共统战政策之车；第三，《大公报》虽然宣扬自己是中立媒体，却给人以亲近国民党的印象，尤其是前任总编辑张季鸾与蒋介石过从甚密，颇受国民党礼遇，《大公报》总是假托国家主义立场上为中央政府说话，即便是在王芸生主持笔政的时代，它也没少批评共产党，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王还当面劝告毛泽东，万不可脱离中央政府另起炉灶。正是基于这种亲蒋的印象，1948年初，在国民党眼看大势已去、内战的最后关头，恽逸群的一部《蒋党内幕》给《大公报》几乎判了死刑——恽把《大公报》定性为反动政学会的机关报，看似中立不偏不私，实则以“小骂大帮忙”的手法巧妙地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

反复变化的中共政策和王芸生的态度

表1 建国前夕反复变化的中共政策和王芸生的反应

从愤愤不平到诚心投降再到全心全意赞美新时代，新中国成立前夕王芸生彻底而真诚的思想转变被中共看作是改造知识分子的成功典范，这也成为王日后无论身处怎样的政治漩涡中都能平安无事的重要保障。至此，王芸生的政治观念基本确定，服从党的安排、配合党的宣传政策成为他日后基本的行为准则，然而也正是这一阶段他剧烈的、跨度如此大的思想大转弯最让人疑惑不解，让我们沿着作者的叙事找找答案。

同样作为总编辑，王芸生没有像张季鸾那样受过正规教育、有出国留学经历，他贫苦出身，没有上过学，性格十分内向、敏感且自尊、自傲，他能够取得《大公报》总编的地位和声望十分不易，全靠个人的艰辛奋斗得来，《大公报》给了他发挥所长的机会、给了他地位和名望、是他安身立命之本，他自然会将这份报纸这个名字看得比天还重。刊行46年，经过两代报人的艰苦打拼才赢得海内外盛誉，到自己手上怎么甘心让它毁掉呢？如何对得起苦心栽培自己、对自己寄予厚望的前辈？所以，和本书另外两个人物张东荪、潘光旦相比，和他们对自己政治观念的坚持相比，无党无派的王芸生更看重的是自己的事业，是如何能保住“大公报这个名号”。因此，恽逸群的批判文章发表之后他整日唉声叹气，当中共表示欢迎他来解放区，《大公报》可继续出版时，他立刻欢天喜地地表示“甘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然而事态并没有向王预期的方向发展，他此时尚未认清中共对中间派知识分子、对中立报刊的态度，尚未见识到中共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决心，尚未领悟中共独有的阶级分析方法，更谈不上用这套方法来分析检讨自己，天津《大公报》的改旗易帜恰好以一记重拳让王芸生认清现实、幡然醒悟。事实上，经历过这次严重打击之后，一方面，看到自己和报纸被定性为“反动”，他越来越谨小慎微，认为新闻记者没有骑墙的可能，既然要站在“革命与人民”的一边，那就转变地更坚决一些，于是他“怀着痛苦的心情”、以破釜沉舟的决心与过去决裂、向中共投降，生怕自我批评地不够彻底，生怕新政权觉得自己是貌合神离；另一方面，他开始学着运用中共的阶级分析方法写自我检讨文章，且一次比一次运用地熟练得当，一次比一次批评地切中肯綮、深得中共之意。

凭借自己的敏锐和才智，王芸生对《大公报》的批判比天津《<进步日报>职工同人宣言》更具杀伤力，因为字字句句都点到报馆同人的命门。他指出“大公报始终维持着一种改良主义者的面貌”，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发言，实际上时时处处在替反动的统治阶级着想，“历史上所有改良主义者在实质上无不成为反动统治的帮闲甚至帮凶”。

新中国成立前，王芸生的位置其实有些尴尬——他并没有像张季鸾那样和蒋介石交情很深，也事实上并没有对中共怎么客气，但他的确有认同中共思想体系而不显得虚伪的基础——“出身于贫无立锥之地”。亲身经历过贫苦农村的生活，当他到解放区亲眼见到“切实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见到土改之后全村农民有地种有饭吃，他是真心相信“见到了久已渴望的太阳”，真心地反省自己身上沾染的小资产阶级习气，反省自己为何在后来脱离了人民群众——怀着传统的“出人头地”思想，在既成社会往上爬，爬到反动政权的上层。

“举目天安门前的人民广场，人如大海，旗翻红浪”，1949年10月1日，终于重新回到“人民群众”队伍里的王芸生和广场上的人民群众一样兴奋地庆祝新中国的诞生，他甚至获许和毛泽东等权要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新政权下他再次“出人头地”了，甚至位置更高。这时的他自信满满，决心鼓舞风帆，“毅然投入汹涌前进的洪流，锻炼起积极振作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以期对人民的新中国能尽沧海一粟的努力。”然而，正如作者在本文末尾所表达的，他以壮士断腕的方式保住的《大公报》在它宣布新生的那一刻就已经死了。

二、新中国成立之后 

表2  建国后《大公报》三个发展阶段

 由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几个趋势，建国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公报》报馆所在地离中央政权越来越近，政府股权比重越来越大乃至最后发展为国营党报，王芸生在报馆越来越无法发挥作用。难道中共领导一方面口口声声表示要保留《大公报》做民间报纸，另一方面却一步步侵蚀它的民间资本、一步步加强控制权？事实并非如此，放弃“大公报”三个字的不是别人，正是曾经拼命维护它的王芸生。这种状况是王芸生自己一点点主动向中共求来的，因为报纸办不下去，他实在无能为力了。

    第一阶段

作为旧中国赫赫有名的老报人，即便是面对新时代新政权新的报业体制，王芸生还是显得信心满满，他觉得凭借自己积攒了半辈子的办报经验，应该能够延续《大公报》曾经的辉煌。显然，他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了。

事实上，建国后一段时间内《大公报》相较于其他民间报纸甚至党报都表现地更为出色，编辑记者努力保持了报纸的特色，新闻出版处检查各报问题的《简讯》，几乎期期都能找到各报，包括《解放日报》的错误，唯独《大公报》不断受到《简讯》的表扬，不是说它版面处理地好，就是说它短评写的好，甚至对它挑选使用新华社提供的新闻稿，都给予表扬，说它选稿有眼光有政治敏感，毛泽东在批评党报时也明确讲过“你们学学《大公报》嘛，你们有点像《大公报》我就满意了。”

但是，一年多之后，《大公报》却渐渐开始犯起各种错误来了，越是战战兢兢，错误就越犯越多，检讨也越写越多。

让王芸生无法再如鱼得水地办报的关键，在于中共的新闻统治政策。

其中最致命的一点是控制新闻来源，首先取缔新华社以外的任何通讯社，之后规定各新闻媒体不得从新华社以外的通讯社获取信息。任何中共文件、著作、法令、政策，各报社无解释权，且“不得增删改写”，“断章取义”，连内中的标题也不许改动，《文汇报》就曾经因为擅自为《论人民民主专政》拟定小标题被指为离经叛道。甚至各报社不能早于新华社发布消息——即便自己先于新华社收到确训，否则就被指责搞新闻竞争，是资产阶级作风。

按照上述规定，各报理应可以采访本地新闻，但实际上，即便是本地新闻，什么消息能报什么不能报，都要由党说了算，因为能报与不能报的判断标准是“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依归，对此有利的多多报道，对此利少者则少报道”，但是一般新闻工作者很难判断清楚“有利还是无利”，因此遇到新闻均不敢擅自做主，“应把握原则，请示中央，这项联络工作，当由新华社担负”。甚至各报采写新闻不仅要等新华社请示之后的结果，还要经过地方党报同意，否则私营报纸也不能抢、不能报。王芸生就曾经抱怨说，同济大学地下党公开，通知各报前往，结果《解放日报》说要统一发稿，不让私营报纸发，而事后《解放日报》不知为何又不发统稿，没了下文各报也无权过问。

其实，建国初运营状况越来越艰难的不只《大公报》一家，这几乎是所有报纸共同面临的问题，只不过党报因为享受很多政策优势，才不会像私营报纸那样步履维艰。数据显示，中共占领上海之后，上海的报纸总数已经由1947年的96种减少至14种，报纸少了，各报读者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更少了，这是新中国建国后报刊发行上出现的最吊诡的情况。一方面，由于新中国对外贸易严重受阻，自身造纸能力不足，新闻纸一度十分紧张，各报不得不涨价，大公报发行课做过调查，49年5月以前，“同济大学几乎每一间寝室有一份大公报，现在学生都订不起了。”另一方面，上海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许多受过教育，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逃走了，将近一半能读报的读者流失了。

私营报纸转入颓势还跟党报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有关，一方面，“解放后，共产党党报的宣传享有最高威信，每个人都需阅读党报，没有它便不能指导自己的日常言行”，读者对私营报纸颇多排斥，党政机关等采访对象也不愿意接受私营报纸的采访；另一方面，《大公报》也逐渐失去了自己的优势，比如社评，王芸生虽然几乎每天都写，但是正如《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所言，“既不习惯人云亦云，又不善于思想未通即先歌颂，越写越觉得言之无物”。

逐渐地，王芸生发不出职工工资了，连买纸印报的钱都要向政府申请援助，苦不堪言的他有一次甚至冲着社内党员发了脾气，说你们的党要检讨一下，为什么党报就不让涨价！办了几十年报纸的他没有理由不明白现在办不下去的根源。

中共此时显然还有需要《大公报》生存下去的理由，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想办法帮助它摆脱困境，到1951年，政府借款总额已经超过《大公报》总资本一半以上。即便报社危机重重，王芸生自己的经济状况也日趋惨淡，但政府绝不会撒手不管，连他孩子生病花的医药费也是华东军政委员会给付的。王芸生看得越来越清楚——无论《大公报》还是他自己以后都必须依赖中共活着，因此，他一直在政治上努力配合中共的政策，保持着相当高的政治参与热情。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在“五反”运动期间发表的一系列政治批判文章，疾声厉色地将矛头对准资本家阶级，学着党报社论的样子喊打喊杀，其中一篇被毛泽东看到，极为赞赏，当即批示《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然而1951年底发生的一件事，让王芸生真切地感觉到了某种恐惧。《大公报》重庆版发行量减至4000份，再也撑不下去了，他不得不派人与重庆市委商量，将《大公报》重庆版改名《重庆日报》，成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如此一来，曾经声震国内外的《大公报》在内地只剩下上海一家，如果也撑不下去该怎么办？

   第二阶段

为了保住“大公报”这三个字，王芸生开始积极联络中共领导人，他本来提出的要求是，希望能批准让《大公报》离开上海，迁往北京，并改为公营。然而无论统战部、北京市市长彭真都告诉他，中共希望《大公报》能继续在上海发挥统战作用。王于是再次提出请求，希望能批准《大公报》迁往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这次，彭真向毛泽东当面汇报了与王芸生商量的情况，没想到，毛泽东很快派人把王芸生接到中南海当面交流，并且当即拍板，让胡乔木按迁津合并的方案帮助《大公报》落实搬迁，先实行公私合营，之后再逐步过渡到公营，对王提出的以后主要负责“财经和国际”的要求，毛泽东也表示认可。总之，王芸生“挽救”了这张报纸，1952年12月，大公报社迁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业务领导中心则设在北京，王芸生坐镇北京办事处，报社内人人都憋着一股劲，想要努力做出成绩来。此时虽然已经公私合营，名义上还属于私营报纸，被排斥受歧视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于是中共中央一次次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门支持《大公报》的工作，这才使得报社在1956年终于扭亏为盈。

然而，在看似喜人的表象之下，已经波涛暗涌危机四伏，终于在随之到来的整风运动中爆发了。首先是针对领导人的作风问题，党员干部官僚化、特权化备受攻击，王芸生被指责“严重脱离群众”，实际上，自从和天津《进步日报》合并，只要时任党组书记作风强悍一点，对于报社业务王芸生就很有能有插手干预的机会了，记者编辑说经常找不到王芸生是自然的；更让同人们耿耿于怀的是报纸的编辑方针，一批老记者老编辑非常反感现在只关注财经的方针，社论、通讯、副刊，老《大公报》的三样法宝全都没了，这批老报人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老社长王芸生身上，希望他能说句公道话，再次发挥他“通天”的功能，扭转报社的编辑方针，然而王芸生的发言却让他们深深失望，王始终在强调要坚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原定方针、要尽职尽责完成中央交予报社的任务。

事实证明王芸生的做法十分明智，6月8日，风向突转，《人民日报》突然变脸，言辞激烈地痛骂少数右派分子发动猖狂进攻，意图颠覆共产党。《大公报》提出抗议的老报人们都被批判，就连《光明日报》总编储安平也因为“党天下”的言论被批倒，王芸生一开始就感觉到不妙，他接连写出几篇和《这是为什么？》基调一致的文章，争取发表到了《人民日报》上。一直到反右结束，王芸生虽然战战兢兢，但一直安分守己、对中共言听计从积极配合的他并没有被找过什么麻烦，就连让他担心忧惧的《大公报》历史问题也没有人提出来批斗，就这样安然度过了这场挟卷了无数知识分子的惊涛骇浪。

    第三阶段

反右期间，一位名叫常芝青的人被任命为《大公报》党组书记，常是一个工作及其主动勤奋的人，和中共中央联系非常频繁，他的名字出现在报社内部通讯上的频率也远高于他前几任书记，然而他越是勤奋，王芸生在报社的作用就越显得可有可无，社长的位置完全成了虚设。正是这位勤勉奋进的中共党员，充满热情地要将 “大公报”这饱含历史意味的三个字丢到垃圾桶里——对他而言，这个名字所携带的全部意涵不仅与他为敌，与他现在苦心经营的报社为敌，也与他所服务的无产阶级政权为敌。

实际上，这位党组书记早就委婉地向党中央表示过对王芸生和“大公报”的不满，他认为王芸生的作用不宜估计过高，“大公报”这块牌子则使得旧大公报的传统、资产阶级新闻竞争的作风“阴魂不散”。从1958年到1966年，常每每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时就会提及对王芸生和“大公报”的不满，他的分析看上去非常有道理，“解放后……党利用它来做宣传，联系它原来联系的读者，教育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是有必要，有作用的。过渡时期结束后，《大公报》联系旧资产阶级分子的使命也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资产阶级，如果继续用这个名字，旧《大公报》的资产阶级作风动不动就会死灰复燃。

然而毛泽东看上去却并不怎么同意常的意见，他觉得保存这块老牌子至少可以成为印证新中国可以改造一切旧事物的重要凭据，至少可以拿来给外人夸耀。64年毛在接见外宾时还当着常芝青的面谈论新中国改造王芸生和《大公报》的成就，它“过去为满清皇帝服务过，替北洋军阀服务过，替蒋介石服务过，现在替人民服务”，它的社长王芸生过去不是共产党员，“现在也不是共产党员，过去他为蒋介石服务过，也为别人服务过，现在为人民服务”。

尽管常如此坚持，《大公报》的名字还是延续了下去，直到王芸生两篇著名的写《大公报》历史的长文——《英敛之时期的旧大公报》和《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从政治上给这份老报纸盖上最后一块墓砖。

应政协的请托，也是为了彻底和旧大公报划清界限，王芸生决心全面介绍《大公报》的历史，与建国前的几篇文章相比，这次的批判着重对新记《大公报》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进行“比较系统的清算”。旧《大公报》被越描越黑，也就更加失去了在新政权下存在的理由。

     1966年“文革”爆发，“大公报”这个名字立刻受到反对派的指责，王芸生的这两篇历史文章则成为彻底废弃它的政治依据。9月10日，“文革”爆发三个月后，《大公报》停刊。

[研究结论] 

     首先，在建国前后的历史环境中，中共的新闻统制政策决定了《大公报》这类存在只为装点门面的私营报纸是根本没有生存空间的；其次，王芸生自身来说，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贫苦出身，没有上过学，性格十分内向、敏感且自尊、自傲，他能够取得《大公报》总编的地位和声望十分不易，全靠个人的艰辛奋斗得来，《大公报》给了他发挥所长的机会、给了他地位和名望、是他安身立命之本，他自然会将这份报纸这个名字看得比天还重，怎么甘心让它毁掉呢？于是才会忍气吞声的一次次退让和接受，而中共领导尤其是毛泽东对他的看重又让他喜出望外，开始真心接受中共的思想并积极主动站到党的一面对反对派口诛笔伐。

     经过一番梳理，我们不难看出王芸生和《大公报》在新政权下的尴尬处境，他们都身处一个悖论之中：要想存活就必须依靠党，然而党介入越深，自己就越没有存在的价值。国家资本进入之后，《大公报》作为民间报纸的统战作用不复存在，而一旦《大公报》失去价值，王芸生也就失去了他事业发展、政治参与的基石。从根本上讲，《大公报》尚且可以存活一段时间完全是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就像一棵为了装点门面而被从热带移植来的植物，虽然暂时给它阳光给它雨露让它就那么羸弱地活着，但毕竟身处一个致命的环境中，死亡是早晚的事。

     事实上，无论是王芸生还是《大公报》都早已失去了民国时期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包括本书另两个主人公——张东荪和潘光旦，在新政权下，民国时期走来的知识分子小心翼翼站在权力舞台的边缘，明知已换了天地，明知被人警惕，还是忍不住踮着脚尖试探着自己能进入的最远距离，终于在一次次被推搡之后，迷惘、委屈、顺从地低下了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