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封面

[案例简介]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术译著丛书。它源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系列，后将其中收录的、以及商务印书馆曾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已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定评的学术著作经过审核、整理，在1982年，以全新的面貌隆重推出。丛书问世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占据了学术书籍的市场地位，形成了当时学术界推崇商务译著的兴盛景象，且在翻译界、出版界得到了广泛认可、获得了较高赞誉，在学术译著领域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商务印书馆翻译图书的历史由来已久。1902年，张元济进入商务担任编译所所长以后，积极组织翻译出版世界名著，奠定了商务的译著基础。1921年，王云五接任编译所所长，引进大批翻译人才，并逐渐形成系列。至1929年，商务印书馆开始编印《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为现行《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前身。当时的名著丛书中，除了出版学术著作之外，还包括文学艺术等各种门类。1958年，中央确定商务印书馆出版任务为“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此后，陈翰伯带领商务印书馆致力于学术名著的翻译出版工作。1981年，陈原先生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形式，将此前商务印书馆翻译的300余种学术书籍重新审核整理，包装设计，并在此基础上添加新译书籍，并于1982年开始陆续出版，终成典范。译著丛书在历史长河中，始终处于出版界译著领域的前沿地位，成为译著行列的领头军。进入90年代甚至20世纪之后，各出版社对译著逐日重视，参与竞争，图书市场版本繁多。然比较视之，犹以商务之译著最为经典，权威地位无可撼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目前共有400种，分列十辑先后出版，共分五大类别：哲学、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历史地理（也有将其分开，则为六大类）、语言学。各类书系的书脊装帧不同：哲学类书籍的书脊为红色，经济类为蓝色，政治法律社会类为绿色，历史地理类为黄色，语言学类则为粉色。宏图巨著，将世界上最为经典深邃的思想描绘了一幅完整而成体系的精美画卷。

[出版成果]

 图2：汉译世界名著丛书

　　（一）出版背景

　　分析《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出版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

　　1.历史渊源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正式出版于1982年，而其翻译出版的历史应追溯到1902年，出行到今日逾期百年，正是这百年的译作出版历史，积聚了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实力，汇集了其400种世界学术名著的煌煌经典巨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经历四个阶段，汇集了四个重要商务人的心血。1902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就主张翻译国外的名著，传播国外的思想文化，并邀请著名译者蔡元培、严复出版译作，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为商务印书馆的翻译之路开创了较好的起步局面。1921年，王云五接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后，商务印书馆的译著逐日增多，渐成体系，并于1929年汇集成系列出版，命名为“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初具规模。1958年，中央确定商务印书馆出版任务为“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此后，时任总编辑兼总经理的陈翰伯带领商务印书馆致力于学术名著的翻译出版工作，并拟定了“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选择书目”，规划出书1614种，当年开始出书。虽只完成少部分，但影响极为广泛。1979年，陈原担任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兼总编辑。1981年，他开始着手将商务印书馆近80年的译著整理汇编，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形式出版。

　　杨德炎总经理上任后，丛书的出版进度明显加快，质量不断提高，选译的范围也逐步加大，不仅收录了古典名著，而且收录了当今具有定评的学术名著，从1999年到2003年的4年时间里，共组织了三次名著规划论证会，规划、印行名著100种，使名著从1996年的第七辑的300种迅速发展到2003年第十辑的400种。

　　2.读者需求

　　20世纪80年代初期，考察当时的实际情况，出版界也急需这样一部译著丛书的问世。高崧在1982年第5期的《读书》上发表文章中从政治角度点出了当时的出版环境：“五年多前有十个年头，‘大、洋、古’是一片禁区。十年再前的几年，‘大、洋、古’虽未明令禁止，也已是处在‘反革命修正主义边缘’的危险区。在这十年有多的岁月里，‘大、洋、古’的书，是出版社不得出版或不敢出版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大、洋、古’的书不仅又能够出，而且可以很起劲地出，出了单行本不算，还汇编成丛书出。政治上有如此的大转变、大解放，岂不是一件大事！”当时放开了的出版环境，使商务人振奋，而文革后的知识分子也都渴望这样一系列著作问世来满足他们对世界经典名著的求知渴望。

　　3.条件齐备

　　光有读者的需求和环境的允许，对于《丛书》的出版是不够的，还要看是否具有出版的条件，包括是否有可供出版的选题、是否有完成选题的译者等。从1981年创意起步的情况来看，主要出版的是商务印书馆在此之前发行过的单行本，因此，书的具体内容已经是现成且合格成熟的，形式上只要按照丛书的统一标准重新包装，即可出版问世。这一部分的出版关键在于，要考察单行本的选题是否符合丛书的要求，是否是已有定评的世界名著等。而对于新添加的书目，对于选题和译者都要有严格的把关和审核，选题要具有被译的价值，而译者要具有翻译的能力。在当时来看，新一步的整理翻译工作刚刚起步，选题丰富，可供选择的范围广泛，另一方面，“文革”期间有很多老学者都没有工作可做，非常乐于从事翻译工作，被商务邀请加盟译者行列，扩大了商务的翻译实力。

　　上述三点为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提供了有利条件，《丛书》的推出引起了当时商务人的高度重视。1982年，开始分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从而为系统地了解、研究历代思潮和各种流派，更好地进行学术文化积累，进一步创造了便利条件。

　　图3：《汉译世界名著丛书》（1929年）

　　丛书的命名定位者，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陈原先生在1982年2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写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刊行之际》，其中对这本书的定位进行了阐释：“放在我面前的是69册《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套书的封面装帧庄严简洁，朴实无华，而内容精湛，耐人寻味。通过这些著作，人们有可能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这许多书的作者都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种思潮的先驱者、代表者；他们踏着前人的脚印，开拓着新的道路；他们积累了时代文明的精华（当然有时亦不免带有偏见和渣滓），留给后人去涉猎，去检验，去审查，去汲取营养。”这一番话成为《丛书》的出版宣言，鼓励了一代又一代商务人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出版道路上奋进。

　　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发行的20余年里，出版环境并非一成不变。80年代利于译著出版的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使《丛书》的出版面临困境。一个变化是1992年商务印书馆加入国际版权公约。自此，往日的翻译外国名著无需交付版权费用的情况不再，版权不可随便使用，各出版社纷纷走上了竞买书籍版权之路，商务印书馆在这种情况下，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另一个变化是进入90年代以后，教育部明确规定译作不被列入高校教师评职称所要求的学术成果，这一形势的转变，使很多译者失去了积极性，《丛书》的翻译和出版受到了极大影响。除了这两个主要的背景变化之外，出版业市场化的进程，各出版社之间的竞争，读者读书兴趣的减弱，学术界的浮躁等等，都在外部条件上影响了《丛书》的出版和发行。

　　（二）出版策划

　　1．选题决策——关于“译何”问题的解决

　　1）内容流变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选题的定位上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80年代，《丛书》刚刚出版时，主要是关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包括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主义）等与主流思想比较靠近的名著。后来慢慢开始扩大选题范围，到90年代的时候，开始收录二战以前的有定评的经典名著。当然也有一小部分是二战后的，如萨米尔森的《经济学》，但以二战前为主。再到90年代以后，就更加放开，只要是有定评的名家名著，如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都慢慢被收录其中。

　　选题内容的变化与出版背景相关，在政治环境越来越允许的情况下，在读者需求越来越高的条件下，逐渐扩大选题范围，调整选题种类，更增加了《丛书》丰富性和权威性。

　　2）标准界定

　　《丛书》的选题收录标准，除了翻译版本合适以及翻译质量过关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定评。无论是编辑、还是专家和学者，都非常重视这一点。对于一些新兴的学科，或者传统学科的新兴观点，商务十分慎重。定评的判断是综合性的，可通过国外教科书内是否收录、国际上对其的评价和讨论、专家对其研究的进程等等综合考量。

　　3）审核流程

　　选题的决策流程十分严密，把关工作做得充分而到位。为了确保《丛书》的经典性和权威性，在选题的通过过程中，商务印书馆设置了多个环节进行把关。首先，专业性编辑对选题的范围进行把握和审核。商务印书馆译作室的编辑都是相关学科的专业性人才，对于名著所在学科都有一定的积累和造诣。他们对于学科的经典名著已有整体认识，根据这种认识列出相应的选题，作为《丛书》收录选题的基础名录。其次，将拟定的选题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让其接受市场得考验，主要接受几个方面的反馈信息，如选题是否经典、版本是否合适、翻译是否到位等。如果市场反馈的信息是负面的，这个单行本就不会被收录到《丛书》中来，或者改进后再进行收录。如商务印书馆曾经出了《经济与社会》一书的单行本，马克思·韦伯所著，从选题上看非常经典，但是单行本出版后，市场反响不佳，普遍反映它的翻译质量不过关，最后该书没有被收录到《丛书》中。另有《权力意志》一例，出版后反馈信息认为翻译的版本不好，也没有被收录。其次，在市场检验过之后，对于反响不错的一些选题，商务印书馆要召开选题会，商讨是否收录进《丛书》。选题会上，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每个领域10人左右。让他们对单行本进行全面评定，最后给出是否收录的终极性意见。经专家认可通过的单行本，才会被商务收录到《丛书》中，反之则不会。例如福柯和德里达的学术著作，目前在学术界比较火，但争议很大。有的专家认为他们的学术思想已经成熟，可以收录。然而绝大多数专家认为学术界对于二者及其研究还未有定评，建议延后。

　　先是编辑进行前期筛选，继而放到市场上接受读者检验，最后在选题会上等待专家敲定，几番步骤下来，能够完全通过的，才会以《丛书》系列中的一员与读者见面，《丛书》的权威性由此可见。

　　2.译者决策——关于“谁译”问题的解决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译者情况是不一样的。上至一些学术名家，如贺麟、朱光潜、宗白华、费孝通等，下至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学者，都可以成为《丛书》的译者。还有一些学者通过翻译《丛书》中的名著而在学术界闻名。另有特定时期下比较特殊的情况，如一些有学问的学者，在“文革”中无事可做，专心致力于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工作。

　　出版社与作者最初的联系形式一般有两种，一是出版社约稿，二是作者投稿。在《丛书》的译者择取中，这两种情况也都存在。出版社对于翻译名家或是经常翻译的作者，都会选取约稿的方式，请他们为其翻译。也有一些译者，发掘出心仪的选题，自己译好后投稿到商务，经编辑审后认为比较合格，便可进入选题程序，最终收录到《丛书》中。

　　对于译者的要求主要有两个方面，一要精通专业，二要精通外语，二者缺一不可。译者必须是对学科专业有一定研究的学者，且外语水平达到一定的标准要求，才能使著作达到较高的水平。这种情况下，编辑部选取试译的方式对译者进行考核，即先让译者对名著中的一小部分进行翻译，编辑主要考察其学术用语、名词定义等专业性翻译能力，附带考察其语言表达能力，合格者方可译全书。如果说英语水平较高的专业性人才还比较容易获得的话，那么精通小语种的专业人才则比较匮乏。多数小语种人才都比较擅长文学，却不擅长社会科学，这方面人才的匮乏，是翻译工作中遇到的一大难题。

　　合适译者的发现和选择直接决定译著的出版。如果目前未发现合适的翻译者，商务印书馆的决策是宁可弃之不译，也决不出低质译著。而合适译者的发掘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原因之一是稿费问题，有的译者提出翻译所获稿费太低，又没有项目资金支持，工作量又较大，因此不愿意翻译；原因之二是译著不被列入学术成果，译者的积极性降低，对于部分学者而言，为了职称等的评定，宁肯花钱写书，绝不为赚取译稿费而译书；原因之三是有些学科的译者的翻译水平普遍偏低，有些学科国内的研究力量还很微弱，对于学科研究把握还未达到较高水平，因此翻译能力较低。在不具有能译性的情况下，即使选题再好，商务印书馆也只能暂时搁置，绝不贸然翻译。

　　对于那些正在从事翻译工作的译者，商务印书馆给予了他们充分的发挥空间。只要没有版权问题，什么时候交稿都可以，一切以保证质量为主。有的书前后翻译了十年，像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上卷出版后十年才出版了下卷。还有的书前后翻译了四五十年，还没有翻译完，商务印书馆决不急功近利牺牲译稿质量。

　　（三）版权引进

　　1992年以前，在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之前，对于国外的名著，可以随意翻译出版，并不需要支付任何版权费用。在这种条件下，《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选题取用方面没有阻碍，只要规划好选题，找好译者，就可进行翻译，因此成果颇丰。1992年，中国加入了国际版权公约，从此商务印书馆如果要翻译外国著作，必须与相关人或出版社或版权代理商等购买版权，方可翻译出版。而且版权归属时间为两年，两年内必须出版书籍，否则收回版权。

　　这个情况发生改变后，对商务印书馆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影响巨大。版权竞争十分激烈，国外版权拥有者不了解国内情况，很多时候会将版权卖给其他的出版社，甚至是一些翻译实力不强的小出版社，结果翻译出版的效果不佳，在这种情况下，商务印书馆也不能像以前没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的时候进行重新翻译，徒留遗憾。与其他出版社的协商也都几乎未果。罗尔斯的《正义论》，作为政治哲学的经典著作，一直是商务印书馆青睐的《丛书》选题，但是其版权目前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所有，是商务印书馆的遗珠之憾。

　　作为中国比较知名的大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在版权购买上，并不具有优势。相反，却因为自己的慎重而出于劣势地位。由于商务印书馆对于选题的斟酌，尤其是对于译者实力的考量，使其在没有完全认可翻译品出版后的质量的情况下，绝不会贸然购买版权。这也是出于对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品牌的珍视。相比之下，一些小的出版社则可能会在忽视出版质量的情况下先抢购版权，并因此而使越来越多的版权名花有主，等到商务印书馆积聚足够实力能够出版高质量的翻译品时，也无法拥有版权了。

　　版权问题是1992年之后，商务印书馆面临的比较严重的问题之一，也是90年代后《丛书》出版种类越来越少的原因之一。对此，商务印书馆在努力与国外协商进行解决，争取减少出版遗憾。

　　（四）营销发行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1982年发行的时候，并没有采取专业的营销策略，当时的图书市场竞争并不激烈，作为学术译著的唯一系列丛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具有填补市场空白的得天独厚的图书市场地位，因此在没有进行大规模营销的情况下，仍然获得了高销售量。据介绍，第一批出版的图书商务印书馆预留了500套作为库存样书，但由于读者求购的热烈，最后一套也没有留下来。

　　近些年来，由于网络电子书等的盛行，加之读者阅读习惯的减弱，学术名著的销量是出版行业普遍担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商务人对其营销方面也有了一定的思考。包括选题会上专家的讨论，在敲定的选题的过程中，也间接达到了使学者专家认可图书的目的，在学术界自然会产生一定的宣传效果。此外，编辑部门会请学者作报告或者是介绍等，对于《丛书》的出版发行有利。

　　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类型主要是各类辞书以及学术名著系列两大部分，其中对于辞书的推广和策划倾注了较多的营销力量，原因在于辞书属于商务赚钱的项目，是商务的顶梁柱。相比之下，学术著作并不时商务印书馆收入的最主要支撑部分，因此对其策划方面，商务内部人士并未做出任何信息反馈。但是，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作为学术译著的经典品牌，已经具有了其品牌价值，在图书的发行方面与同类型图书相比略显优势。北京市几大书店的销售职员均表示，这套《丛书》的销量非常好，读者的反馈也非常不错。商务内部的相关人员透露：“由于名著本身的学术价值，加上相关领域最顶级的大家翻译，以及商务严格的编校审定，使得名著成为读书界精英阅读的品牌标杆。且商务一直坚持低价位，名著的平均定价在20元左右。其中《君主论》定价9元，《社会契约论》定价13元。所以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销售一路稳健。近两年汉译名著全线产品累计销售稳定在每年七八十万册。”

　　（五）影响评价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问世后，开辟了译著市场，占据了强势地位，产生了广泛的影响。80年代，学术界推崇《丛书》，知识分子捧读《丛书》，《丛书》获得了极高的社会评价。

　　1984年，邓小平同志作了“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把世界古今有定评的学术著作都翻译出版”的重要指示。

　　1989年，在北京召开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选题规划座谈会。胡乔木从上海发来贺信，到会学者、专家近百人。胡乔木在贺信中称：“祝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编辑出版方面所取得重要成就，译校编者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值得全国学术界、知识界和读者的深切感谢。”胡乔木在信中对《丛书》的选题范围、序言设计、译者选择、出版社合作、版本拓展、资金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1989年12月19日，《欧洲时报》刊登文章，内有文字：“商务印书馆多年来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业务，正在顺利推进。这套（黄[历史]红[哲学]蓝[经济]绿[政治]）丛书受到知识界广泛好评。由于一批名家兼翻译高手如朱光潜、贺麟、周建人、王亚南等加入了这项工作，使得此套丛书具有公认的上乘质量。”

　　1996年，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和商务印书馆联合召开八五重点出版项目——《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二百六十余种座谈会。

　　陈原提到这他从书时也有表示：“继承着先行者的传统，现今商务印书馆逐年刊印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受到国内读书界的赞赏，也是海外知识界觉察到中华民族确实是开放的。”

　　如今，商务印书馆已逾百年，昭示着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在各种形式的庆祝纪念活动中，商务相关人士纷纷撰文，讲述商务故事，续写商务情怀，对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回忆和评价，也是纪念的重点，彰显了这一商务印书馆的宝贝所耀放出的熠熠光辉。

　　（六）品牌维护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作为商务印书馆的特色项目，已经成为了其特色品牌。在品牌的维护方面，商务印书馆主要从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不断地添加新书。《丛书》是开放性的，为了保持这个经典学术品牌的常青，商务印书馆会不断翻译出版新书，收入《丛书》，使它做到常作常新。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就是不断地对已出版的译作进行修订，甚至是重译。商务印书馆的译作从世纪初持续发展到现在，跨度时间较长。这么长的时间下，由于社会的发展、学科研究的深入、语言的变迁等情况，一些过去的译本已经不适用于今天。比如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当初出版的是德文版本，今天看已经不再适合，商务印书馆将其停印，重新翻译了德英对照版，保持《丛书》的适用性和生命力。对于更替下的旧版，绝大多数都会停印，但也有一些版本会考虑继续重印，即使不会再收入到《丛书》中。如徐梵澄翻译的尼采的《苏鲁支语录》，即尼采的《查那图斯特拉如是说》，他翻译于三十年代，使用的是半白话文，文字、名词术语等与今日大相径庭，不为年轻人所懂，却深得老学者赞赏。像这样的版本，具有翻译价值，商务印书馆还会继续出版。

　　（一）商务印书馆译作室主任陈小文（附录音1,2,3）

　　陈小文访谈记录（2008年1月12日，商务印书馆）

　　问：这部译著丛书的定位是什么？

　　答：选题的定位是一个变化的过程，80年代主要关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包括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主义，后来慢慢的做其他的学科。进入90年代前也逐渐开始关注二战以前的经典性作品。选题主要是二战以前的有定评的经典著作，当然也有二战后的，像萨米尔森的《经济学》，但主要以二战前的为主。90年代以后，就开始慢慢散开了，主要收录一些大家的著作，如海德格尔的、维特根斯坦的等等，还有科学哲学类等比较新的书等都基本上可以被收录进去。

　　当时的出版环境中并没有类似的译著丛书，在这方面上商务印书馆开始的比较早。解放以前就有译著丛书，包括文学、艺术等，解放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定位发生了改变，以学术译著为主，不再出版文学艺术等译著，文学等译著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来出版了。我们商务印书馆就专攻学术方面。

　　问：当时的出版界的译著情况是怎样的？

　　答：当时根本没有类似的译著丛书，这个是陈原先生作为一个出版家的学术眼光。这些书过去都印过单行本，但没成为体系，陈原先生认为应该出版丛书，一个是为了便于查考，另一个是为了文化积累。这是当时的主要目的。

　　问：丛书出版的起始时间、册数及学科覆盖情况是怎样的？

　　答：以书上的出版说明为主，书的单行本印期各有不同，作为“世界汉译学术名著丛书”这个体系是从81年开始，我们目前认为书种为400种。其实还应该更多一些，但中间因为一些问题，有些书没有算在内，对外即称400种。学科覆盖有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地理、语言5种，分成不同的封面，政治是绿皮，包括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是蓝皮的，哲学是红皮的，历史地理是黄皮的，语言学是粉皮的。哲学中还包括美学、心理学、科学哲学等细分科目。

　　问：译者的情况如何？

　　答：译者情况是不一样的，基本情况就是对该学科有专门研究的人，上至一些名家如贺麟、朱光潜、宗白华，还有社会学的费孝通等，都是译著的译者，除了这些有名的名人、学术大家，也有一些普通的人，而且也有一些人通过翻译这个名著而成名。还存在一些特殊情况，如在文革中有的学者很有学问，没有平台，就此而成名等等。

　　问：这些译者当时是出版社挖掘的还是他们自己找到出版社的？

　　答：两种情况都有，有出版社找人来翻译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来找出版社。比如有人发掘了一本书，书不错，翻译得也不错，找到出版社，出版社审核后，觉得也不错，就可以出单行本，如果单行本发行的比较好，反响比较好，就可以考虑收录到汉译名著中。

　　问：译著与当时的图书市场情况关系是怎样的？

　　答：我们出汉译名著主要是为了文化积累，相对来讲不是出于市场考虑。汉译名著是有市场的，但如果有的书很可能卖不到一定的量，我们也会出。大部分书都是不会赔的，至少能保本。当然也有的书，大概1/3的样子，都属于文化积累书，完全出于这种考虑，像这样的书别的出版社是不会出的。如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中有个是“法国空想主义”，研究这个领域的人特别少，销售量特别的少，但是我们还是继续出。只要市场上有一个人买，我们也会出的。

　　问：也就是说无论购买的人是多么的小众，也会坚持出版？

　　答：是这样的，只要是名著我们就会出的，这就是在它的定位之下必须做到的出版决策。

　　问：与出版环境还有哪些关系呢？

　　答：与版权、译者之间关系比较大。译者多数都是一些高校中的学者，起初都很乐于翻译，后来教育部规定译著不列为学术成果，译者的积极性就下降了，丛书的翻译工作受到了影响。另外就是版权的影响，一些小的出版社把版权买去了，它也没有出版力量，翻译出版的成果都不太好，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不能出。

　　问：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呢？

　　答：就只能说发掘作者，努力洽谈版权，挺难的。

　　问：汉译名著对于读者的需求性有什么样的满足？

　　答：汉译名著首先考虑的是书的品位，考虑的不是读者个人的需求，而是文化的需求。如果读者有个人的需要，我们可以考虑以其它形式出版，但不会列入到丛书中来。

　　问：能译性方面出版社有哪些把关呢？也就是说对于译者的能力方面出版社如何考虑？

　　答：这点很关键，如果译者没有能力，再好的选题我们也不会出。这种情况有很多，有一些学科、一些书籍，学者们对它的研究不够，译者的翻译水平不够，我们也不会出。有一些小的出版社不介意，会出一些不太过关的书。但我们不会。

　　问：您能举例子吗？

　　答：具体的不能举，比如很多现当代的书。有很多人带着书来找我们，但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就拒绝了。

　　问：选题方面是怎么考虑的，有一些学术界里比较火的学术著作，却没有被列入到丛书中来，如福柯的，出版社在选题上是如何把握的？

　　答：选题上，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机制。我们会将选题先处理成单行本，然后放到市场上考验，这本书翻译得到底好不好，如我们的一本《经济与社会》，多好的书啊，马克斯.韦伯的，出了单行本后，社会上反响不行，说它根本不是由专业学者翻译的，很多名词术语都不行，有些译文也很是问题，这个书就不能放到汉译名著中去，还有一个以前出的《权力意志》，是版本不行，我们也没收录。

　　在市场检验之后，我们召集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每个领域要请10人左右，开选题会。让他们从单行本中挑，是否可以收录。他们觉得行我们才会收录，他们来敲定。像福柯和德里达，这样的一些人，我们没有选，像施特劳斯等却都选了，《原始思维》也选了。不是根据福柯、德里达火不火，而是他们的学术地位当时还没有得到承认，专家学者就说要等一等，等到成熟了才可以列入，不成熟就不能列入。他们看的是书是否有学术价值、还要看翻译质量，很多书翻译的不好，或者是翻译版本不好，也都没有列入。

　　问：这就是您所说的定评吗？福柯、德里达还没有形成定评是从世界角度还是从国内接受角度？

　　答：从世界角度来看定评，除了学者评判，还要看一些世界的教科书中对其的认定等等，是综合考虑的。

　　问：书的权威性被放在了最高位置？

　　答：是的，权威性是第一的。由专家学者而定。福柯现在作为社会学家是可以被收录进去了，我们现在可以做收入的考虑。

　　问：译者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呢？

　　答：要既精通专业，又精通外语。二者缺一不可。对于长期跟我们合作的，我们对其比较了解的译者，我们可能会比较信赖。他们也会越翻译越成熟。至于是不是名家，是不是高级职称等，我们不太看重。如孙周兴，翻译海德格尔时还没成名，后来成为大学者了。

　　问：翻译书籍不作为教育成果后，译者的翻译积极性不高了，出版社如何处理？

　　答：凭借译者的学术热情，纯粹的学术热情。译者如果看到了国外的书会觉得好，会一心把它介绍到国内来。就只能靠这样的方式进行鼓励。

　　问：以前不需要版权费，后来加入版权公约了，需要洽谈版权，出版社是怎样处理的？

　　答：正因为这个，汉译名著现在做起来举步维艰。没加入版权公约时，出版社可以拿来就翻，别人出我也可以出，别人翻得不好，我可以重新翻。像尼采，市场上有好几个版本。但是有版权的，我们获得了，翻译一个好版本，占领市场，比较好。但是坏处是，如果别人拿到了版权，翻译一个烂本子，我们也不能重翻。

　　问：可以从它那买到版权吗？

　　答：名著卖得相对较好，是作为一个品牌的，谁愿意把自己的好东西给别人呢？

　　问：您举个例子呢？

　　答：最有名的就是罗尔斯的《正义论》，我们一直很想出，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拿走了，这是政治哲学中最有名的一本书。这样情况多了，没办法。并不说他们翻译得不好，只是让人家拿走了，我们出不了。

　　问：这种情况是要跟国外洽谈吗？商务印书馆作为大的出版社应该有优势。

　　答：是要跟国外谈。我们没有优势，我们相对他们来说反而是有弱势。我们不是光把版权买来就行，我们还要考虑可译性的问题，考查译者的能力，目前没有译者具有翻译能力译这本书，即使是特别好的书，比如德里达的，很难翻译，如果译者胜任不了，我们就不会出版。但别的小出版社就不管，反正先买，买完就翻译，管它好赖，出了再说。就像一个萝卜一个坑，它们先把坑占了。翻译之后，第一它不怕批评，第二像这种小的出版社别人也懒得批评，我们就不行，我们如果翻译的不好，网上会轰炸似的批评你。

　　问：那我们有没有拿到版权，还没有翻译的情况？

　　答：没有，我们很慎重，如果版权买了，两年内就必须要出书，这是规定。如果不出版的话，版权就会被收走。因此，我们如果没有敲定要出版，是不会贸然买版权的。

　　问：很注重质量？

　　答：必须保证翻译的质量，不能说出就出。

　　问：二十年的出版时间，这么长的跨度带来哪些变化？

　　答：主题方面，以往我们认为没有定评不收录的，像福柯等，我们没有做。现在我们认为比较成熟了，就可以做了，后现代这一块，我们认为成熟了，就可以做，还有德里达等，现在我们都在考虑做。译者中有译四五十年还没有出书的，一直没有交稿，一套书从50年代一直出到现在，都有可能，没完成。我们只要列入计划，没有版权问题，只要翻译达到质量，什么时候交都可以。一本书前后翻译十年都有可能，像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上卷出了十年后才出下卷。

　　问：时间跨度较长，是否最后成为了流水化的工作模式？

　　答：不可能，做不成流水，每本书的情况不同。我们不可能策划十个选题，就找到十个译者。译者太难找了。以往我们还可以进行选题规划，现在很难了，规划了版权被买走了，译者也找不到，形势很难。

　　问：曾经有过规划作业的时候？

　　答：对，以前就是先定书目，书目比较好定，那个时候二战以前有定评的书比较多，比较好找。而且可以找一些在文革中不能做事的老先生来翻译，译者也比较好找。现在就不行了。情况变化就跟版权公约前后的变化相关，跟译作不成为译者的学术成果的前后变化相关，丛书的出版举步维艰。

　　问：出版社内部的调配、负责机制？

　　答：原来是按照学科分，政治、经济、历史学科等，每个学科一个编辑室。现在成立了译作室，有各个学科的专业人才，负责各个学科。

　　问：对这种专业性较强的译作，编辑如何把握？还是都等到最后由专家敲定？

　　答：当然是我们把握，所有的出版质量都由我们来把握。我们必须懂专业，我就是哲学和法学专业出身。我们都是在专业上有研究的，我们来把关，哪些书是名著我们心里都有谱。当然最终是否收入《丛书》由专家最后决定。就像撒大网，我们先挑出一斤以上的鱼，都算是名著，专家是从一斤以上的挑出两斤的，质量也好的鱼。我们出这些书都是有社会需求的，对学科、名著都有一定把握的。编辑都是相关专业学历较高的人。

　　问：其他部门的配合怎样？

　　答：我不太知道，我们的分工非常细。别的出版社拿到一部稿子，从选题策划、到出稿、到印制，编辑都会关注。我们是不管这些事的，我们只管选题和看稿子，看完交出去，版式设计、几号字、设成什么样，都有专人负责。我们的出版分工非常明确、非常细。这是国外的出版理念，商务从解放前就是这种现代化的出版方式。

　　问：《丛书》的发行情况参差不齐吗？哪本卖得最好？

　　答：是有的，哪本不便透露，一透露别人会照着方子抓药，一说就容易被抢走了。《菊与刀》卖得最好，你看看外面《菊与刀》有多少种。一说哪个好，外面十个八个版本就出来了。而且发行量每年都变，也无法说出具体数字。看看现在《菊与刀》，乱七八糟的，而且你看看译文，都是按照商务的版本。《红与黑》，十几种译文。《飘》，多少种版本？

　　问：怎样做到品牌维护？

　　答：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这个丛书系列是开放性的，要不断地加新书进去，做到常做常新。还有一个方面，由于社会的发展，研究的深入，语言的变迁等情况，有些三、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翻译的书现在已经看来不合适了，还有一些是由于版本的变化，有些书就要进行重译。比如维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原来出的是德文版的，我们必须废除，出了德英文对照的版本。我们还要保证始终有新书，不断档。

　　问：您觉得翻译工作中存在哪些不足之处吗？

　　答：就是现在的新书出版的还不够，应该多出。从内部讲，我们的编辑人员太少，人手不够。从外部环境来讲，就是版权和社会翻译力量的问题。有人说我们给的稿费不够，但是问题在于就算稿费上去，翻译力量也不行，翻译不出成功的版本。

　　问：翻译力量方面存在缺乏小语种译者的情况吗？

　　答：小语种人才倒是愿意做这种事，但是小语种人才很多都是精通文学方向，却不怎么搞社会科学，缺乏学术专业人才，这确实是个问题。

　　问：400多种书当中是否有过没成功的例子？

　　答：目前没有，专家和读者都比较认可，没有收到过来自这两方面的否定。有个别的书，读者反映书有待改进，最好重印，我们会予以考虑。这也是品牌维护中重新翻译的原因之一。

　　问：逐渐重印了过去的版本，现在的版本，以后如果不合适了也会重印吗？

　　答：当然会，都要重译，一样的，慢慢更替。

　　问：这种情况下，以前的版本还会出吗？

　　答：多数不会，但也有的会出。比如有一个版本我们也会重出，但不会收录到丛书中。徐梵澄翻译的尼采的《苏鲁支语录》，这个你们可能不知道，但要说到尼采的《查那图斯特拉如是说》，你就知道了。徐梵澄先生三十年代翻译的都是古文，是半古半中的，是在白话文还没进化好的时候出的，他的用字在《新华字典》都查不出来，得查《康熙字典》，名词术语大不一样，老先生看了之后说太棒了，翻译太好了，年轻人根本就看不懂。这是个特例，我们也会重出，它虽然不适合现在读者的胃口，但这本书我们不会放弃，它是翻译的典范，很有价值。

　　问：您认为汉译名著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答：所谓的从市场反馈的成功，首先与社会需求有关系，社会需求量大，发行得多，社会发响好。另外，与我们选题的敲定有关，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的市场占有量高，是因为他的文笔好，专业性相对较低，因此受众面较广，书在发行的时候一版再版。但我们认可的成功并不完全以市场为主，很多偏僻的受关注较少的著作，我们也是出的。

　　问：您之前说过目前存在的问题也比较多？那还要不要坚持做？

　　答：是一定要做，问题可以慢慢解决。版权去谈，尽量减少遗憾。而对于译者，我们有听说有的学校认可商务印书馆，对于在商务印书馆翻译的著作算百分之二十的成果。另外，尽管也许译著不是基本的评职称等晋级条件，但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参考因素。当然译者的压力很大，译书比写书容易遭批评，稿费也不高，也没有什么项目资助，得确都是问题。但是，不将译著作为成果，也是有其原因的，毕竟译好不容易，译差却不难，如果将译著列进学术成果，恐怕会出现更多水平较低的译著。

　　问：您怎么看待商务印书馆和汉译名著之间的关系？

　　答：二者相得益彰，相互影响。我们做汉译名著特别小心，怕影响商务的牌子。很多人都在看着呢。只对个别的老翻译者比较信任，其余都严格按流程走。

　　问：目前的出版情况？

　　答：也不是我们定的，由专家来定，因此数目不定。目前每年能出个5、6、7、8本的样子，三年五年的要出一辑。

　　问：专家认可率是多少呢？

　　答：也无所谓通过率的，我们达到一定数量时召开选题会，请来专家，但是基本上还是会通过，不通过的选题在改过后或是时机允许后，还是可以在之后的选题会上重新提出来。

　　问：目前改进的方向？

　　答：我们现在正在争取一些学科平衡，比如哲学比较多，经济等比较少，尽量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在这上改进一些。当然这个问题也不是我们编辑的问题，跟学科自身的历史发展有关，哲学历史久远，经济学较新，因此书籍数目一定会有差别。也比如政治学，与时间有很大关系，在过去是名著，战后可能就不是，也要调整。

　　问：种类还会调整吗？

　　答：应该不会了，种类应该就是这样了，大的分类应该差不多都包括进来了。也有的人说要细分，我觉得没有必要。

　　问：如何获得市场信息？

　　答：我们会收到读者来信，也会询问专家意见，就是从这些方面。很多读者很热情，写很长的信，我们会仔细看。当然也有说错的，说翻译错了，我们核对后发现没有翻译错，就算了。还是很感谢这些读者。

　　问：编辑工作有没有什么问题？

　　答：我们每年编辑一百万字，别的出版社的编辑可能每年要编辑一千万字，但是我们的工作其实非常辛苦，那译稿我们都改花了，相当于我们重译的。为了考查译者，我们有个试译，让译者先翻译一小段，看看行不行，试译通不过就不用翻译全文了。

　　（二）商务印书馆图书资料室副主任宋丽荣（附录音）

　　宋丽荣访谈记录（2008年1月12日，商务印书馆）

　　问：这部丛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意的？

　　答：二十世纪初就有入手，主要是从1921年起，王云五来到商务，他是很有名的人物。他当时是编译所的所长，是胡适的老师，当时商务想请胡适来担任，胡适没来，推荐了王云五。他是非常有气派的人，自学成才，给孙中山当过秘书，也当过教员，曾经读过《大英百科全书》，他来商务后，邀请了很多人才进入商务，这批人才翻译书籍，陆续出版了译著。1929年，作为丛书出版。以后商务也一直出版，但这时候包括文学等各种译著。解放后，国家规定了商务译著的方向是学术，1958年，陈翰伯调到商务当总编辑，继续出版。到文化大革命时，停了一阵。文化大革命后，陈原到商务继续出版。陈翰伯、陈原对解放后的商务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们既有学问、又有行政能力。陈翰伯文革后当出版局局长，陈原调入商务负责。1981年，陈原推出“世界汉译学术名著丛书”，把之前的所有的经典译著收录进来，到现在陆陆续续收录了400种。

　　问：在陈原之后的改变呢？

　　答：陈原1983年调走，后来也有些负责人，但更多的负责经营管理，没有设置总编辑。后来对该著作的出版也延续陈原时期制定的定位。

　　问：我们一直以为这部著作就是从陈原时期开始的，现在看来并不完全是这样？

　　答：这个名称是他提出来的，目前现行的丛书体系是他敲定的。30年代出的是汉译名著丛书，包括学术、包括文学。现在真正出版的就是陈原定下来的，包括选题、包括设计等。这个本子从81年开始，到现在一直没变。

　　问：这套书现在很火？

　　答：现在可是差远了，80年代的时候大学里的大学生文科的都在读商务的汉译名著。

　　问：您觉得它的高峰是什么时候？

　　答：80年代。

　　问：为什么说那个时候是高峰？

　　答：那个时代，刚粉碎四人帮，人们学习的愿望、学习劲头特别大，文革过后人们怀有求知的渴望。现在人们都爱看电子的东西，网上一查什么都有了，有几个人在特别认真地读书呢？这也是一个社会现象，各方面的信息那么多。那个时候没有电脑什么的，大家的求知欲很强。搞学问的都在读汉译名著，汉译名著特别的火。

　　问：商务印书馆是比较权威、比较早的推出译著丛书的，是吗？

　　答：是的，现在出版社多，当时作为丛书那么隆重推出来的真的不多，现在竞争比较激烈了。而且现在的人踏踏实实读书的真的特别少了。

　　问：资料上说它在85年被列为重点出版项目是吗？出版局定的？

　　答：对。

　　问：这部丛书是商务的支柱吗？

　　答：是商务的特色。

　　问：它在发行方面也许不算是支柱，但是在品牌方面应该算是有比较好的口碑的？

　　答：对，是商务的重大项目，商务的传统特色，在社科方面。当然它可能卖得没有商务的工具书好，但它也还是赚的。

　　问：目前的形势不太好，一个是读的人少了，版权又比较难获得，您认为它的未来走向是怎样的？

　　答：这部书肯定是要继续做下去的，但是未来的走向是在延续陈原的定位的前提下，扩展一些现代的部分。它永远都会有生命力的，世纪留存下来的文化，永远都是经典。它是学术著作，与文学都不同。它是思想的部分，是世界公认的，几千年这么下来的。一定会流传下去的。

　　（三）商务印书馆发行部、品类管理科解舒舒（附电子邮件）

　　解舒舒电子邮件（2008年1月17日）

　　现将汉译名著发行情况说明如下：

　　1.产品定位及产品结构

　　汉译名著是商务印书馆的品牌图书，也是精品常销书。从1980年以来陆续出版10辑400余种，其中哲学类139种，历史地理类73种，政治法律类101种，经济类90种，语言类5种。目前每年都在出版新的汉译名著。

　　2.目标读者群

　　主要定位在高校学生、教师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

　　3.学术价值和市场表现

　　名著本身的学术价值，加上相关领域最顶级的大家翻译，以及商务严格的编校审定，使得名著成为读书界精英阅读的品牌标杆。且商务一直坚持低价位，名著的平均定价在20元左右。其中《君主论》定价9元，《社会契约论》定价13元。所以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销售一路稳健。近两年汉译名著全线产品累计销售稳定在每年七八十万册。

　　感谢您对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的关注，有问题可与我联系。收到请回复。

作者：唐露薇 中国人民大学

　　（一）结合本案例谈谈译著出版中选题的重要性。

　　（二）讨论版权对译著的影响。

　　（三）讨论在译著的编译出版过程中，出版社和译者之间的关系。

　　（四）如果你是商务印书馆馆长，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品牌维护与延伸方面，你将如何作为？

　　（一）成功原因

　　1.百年历史积淀，译作传统源远流长

　　从张元济为商务的翻译之路创下良好的开始，到王云五汇编丛书奠基雏形，再至陈翰伯大力发展翻译出版事业，直至陈原最终集大成，成功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四个历史时期历经百年，译作传统源远流长，积淀深厚。

　　胡企林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回忆商务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出版工作，其中提到：“翻译出版国外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特别是世界学术名著，作为一个传统特色，在商务的编辑出版事业中始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透过胡企林的话语，透过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工作负责人对译著的重视，透过商务印书馆编译工作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源远流长的翻译工作既为商务打下了结实的翻译基础，同时，也为商务积累了雄厚的翻译实力。正是这百年的传统，才有了今天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2.出版时机恰到好处，满足市场需求

　　现行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从1982年正式出版，当时的出版环境十分有利。文革过后，出版物的选题范围逐日扩大，对国外的名著逐渐重视，使得商务印书馆的数十年传统再次回归。

　　另一方面，读者对译著的需求量增多，走过“文革”，知识分子对于知识的渴求十分强烈，对于译著的阅读渴望达到一定程度，因此，译著的问世满足了大批读者的阅读需求，盛行一时。并且，在当时的图书市场上，这样的译著丛书并不存在，商务印书馆属于开先河之举。毕竟，具备如此强大的翻译实力，且有如此优秀的翻译传统，又有如此出色的翻译成果，在国内应该是唯有商务印书馆能够做到的。

　　3.出版社与译者配合默契，形成良好编译互动

　　商务印书馆为了能够挖掘和培养译者，给译者很好的发挥空间，也给其宽裕的翻译时间。在初期的出版工作中，一些文革中落魄的学者被商务印书馆邀请参与翻译工作，为《丛书》的译作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而对于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学者，商务印书馆逐日培养，给其充分的时间慢慢尝试，在一本又一本译作出版之后，逐日成为翻译大家，达到了二者双赢的良好效果。而名家的支持，对商务的信任，也使得商务的翻译工作相对较为顺利。即使在译作被明确规定不列为学术成果之后，商务的编辑与那些已经与之形成良好互动的译者关系也是较为稳定的。

　　4.严格质量把关，重视译著权威性

　　商务印书馆对于译作的把关工作做得细致而充分。从专业性编辑对选题的初步遴选，到市场上四五年的单行本检验，再到各个学科众多专家参与的选题审核会，无不彰显其对选题权威性的重视。

　　除了选题的精挑细选之外，对于译者的翻译水平也严格考核，试译方案的采取，就是为了避免不合格的译者翻译丛书。而那些不合格的译者，无论选题多么有吸引力，也无论市场上如何急需，都绝不会翻译出版。

　　商务印书馆对于译作版本的考量，对于旧版丛书的修订改进、甚至重译，每一个工作细节中，都贯穿着对质量审核的严格。

　　5.计划定期添加修订，注重品牌维护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作为商务印书馆的传统特色，已经成为出版界的知名品牌。无论是在图书市场，还是在行业内部，都具有较高的声望。对于这一品牌如何维护，才能够使其常青不衰，保持永久活力，是商务印书馆现在致力完成的工作重点。目前，商务印书馆采取两种措施，第一是尽量保证新书有序出版，以扩大《丛书》规模。第二是对已有的出版作品进行修订和改进，将旧版本翻新，将旧术语更正，而有些对于目前的学术界完全不使用的学术著作则废弃，重新编译出版。《丛书》著作巨制盛容，四百种图书做到常保准确合适并不容易，而商务印书馆能够做如此规划，已表明他们对于品牌维护的重视。

　　（二）现存问题

　　1.版权竞争激烈，为求质量处于劣势

　　自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之后，版权的竞争愈发激烈。很多商务印书馆青睐的名著，都因版权被其他出版社购买，而无法编译出版，成为出版社的遗憾。商务之所以没有大肆抢购版权，是出于对图书质量的负责，只有在出版条件、译者水平都经过严格的把关通过之后，才会购买版权。这种慎重使商务印书馆在版权竞争中处于劣势。

　　2.译者难觅，水平参差不齐

　　尽管商务印书馆为译者提供了较好的互动空间，也因此而培养了大批的优秀译者，但基本都集中在一些以往的学科领域。而商务为扩大选题范围，已经关注了一些新近被定评的领域，发现这些领域的译者比较难，水平参差不齐，急需培养。即使是一些成熟领域的翻译工作，也需要调动译者的积极性。而纯粹依靠商务的名声和译者的热情，往往是不够的。国家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译者的能动性便很难提高。

　　3.出版成本增高，销售不景气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往往需要较高的国外版税，给本来就已很高的成本雪上加霜。而与之相应的，图书的销售情况却越来越不景气，这是目前出版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对于学术著作尤其如此。或许《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因为有较高的声望和口碑，在学术丛书中销售情况相对较高，但由于它的文化积累的定位，使得《丛书》中有些图书涉及的学科研究者较少，购买量极低，在这种情况下，商务印书馆也会出版，更使得《丛书》在经营上面临困境。

[案例适用范围]

 本案例适用于编辑出版的工作流程的教学活动。

[附录]

　　附录（一）：商务印书馆简介

　　历史

　　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2月11日创立于上海，至今已走过了近110年的历程。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一百多年来，商务印书馆从最初一个小小的印刷作坊，逐步发展成为现当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和文化机构，历经沧桑、默默耕耘，人才荟萃、名家辈出，至今出版各类书刊近5万种，为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普及知识、传播文化、扶助学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得到几代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正如陈云同志所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

　　以张元济、夏瑞芳为首的老一辈出版家，平地为山、艰苦创业，为商务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早在商务创立不久就成立股份公司，并从此先后延请高梦旦、王云五等一大批杰出人才，开展以出版为中心的多种经营，实力迅速壮大，编写大、中、小学等各类学校教科书，编纂《辞源》等大型工具书，译介《天演论》《国富论》等西方学术名著，出版鲁迅、巴金、冰心、老舍等现当代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整理《四部丛刊》等重要古籍，编辑“万有文库”“大学丛书”等大型系列图书，出版《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自然界》等各科杂志十数种，创办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校，制造教育器械，甚至拍摄电影等。极盛时期，商务有员工5000多人，在海内外设有分馆36个，各类办事机构1000多个，所出书刊占全国60%以上，创造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诸多第一，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在海内外铸造了商务印书馆的这个民族出版业最著名的品牌，成为堪与北大媲美的文化重镇。从这座文化重镇里，走出了一大批杰出人物，陈云、张元济、茅盾、陈叔通、周建人、胡愈之、王云五、郑振铎、叶圣陶、蒋梦麟、竺可祯、黄宾虹、袁翰青、陈翰伯、陈原……这些光辉的名字都写在了商务的史册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寇侵华，国难不息，商务也饱受兵燹，两度惨遭破坏，艰于维持。但是，在百般艰苦的环境下，商务坚持“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之精神，依然举起文化抗战和国家复兴之大旗，与各界人士共同努力，出书不辍，奋斗不歇。

　　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商务积极完成公私合营改造，并1954年迁至北京，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开始了新的奋斗历程。1958年，全国出版社业务分工，商务承担了翻译出版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和编纂出版中外语文辞书等出版任务，逐渐形成了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世界名人传记”为代表的翻译作品，和《辞源》《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英华大词典》等为代表的中外文语文辞书为主要支柱的出版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和辞书两大支柱之外，商务人锐意进取，积极、稳妥地开拓新的出版领域，比如大力扶持出版国内学者的原创性学术研究，出版传播国内学者的一流研究成果；针对青少年和大众读者，开发素质教育读物和文化普及读物；与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合作，翻译出版哈佛商学院的畅销经管图书；成立商务印书馆世界汉语教学研究中心，旨在以学术研究带动对外汉语教材研发，把中心建成世界汉语教学精品图书的研发基地和出版基地。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宗旨，秉承普及知识、传播文化、扶助学术的出版理念，商务不追风，不逐利，踏踏实实为海内外读者服务、为广大学人服务，出版规模不断扩大。近些年陆续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故训汇纂》及“新华”系列汉语辞书，“新时代”“精选”“牛津”“朗文”等几大系列外语辞书，影印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文库50种等大型原创学术著作，以及“汉译世界学术名著”10辑400种、《蓝海战略》等哈佛经管图书150种，等等，都深受海内外亿万读者的欢迎，成为图书市场上商务代表性品牌。有100多种精品书刊相继荣获国家图书奖、国家期刊奖等省部级以上重要奖项。一直以来，商务在出版行业处于领军地位，始终有较大的影响力，目前是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编辑学会、中国辞书学会、中国版权保护协会等行业团体的副会长单位。

　　为了长远发展，商务在人才队伍建设、信息化建设、开拓经营领域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都下了很大力气，已经形成业内较强的竞争力，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现有正式员工275人，其中，90人拥有硕士、博士学位，97人拥有副编审以上高级职称，学术水平和专业素养较高。一批年轻人走上管理岗位，成为业务骨干，促进了管理队伍和技术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商务在出版行业内较早利用新兴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实施全面、系统的信息化建设，开发了在国内出版界领先的辞书语料库及编纂系统、门户网站、管理信息系统，正一步步实现生产、管理、销售的自动化、网络化。此外还积极开拓与出版业务相关的经营领域，目前成立并控股北京群益物业公司、北京商易华信息技术公司、北京涵芬楼书店有限公司等经营性机构，在上海、太原、长春、武汉、南京等地开设专卖店等，在多种经营上迈开了坚实的步伐。商务有着良好的国际合作关系，不仅与香港、台北、新加坡、吉隆坡等地的海外4家商务印书馆进行经常性的业务交流，而且还合资成立并控股了一家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此外，商务还与牛津大学出版社、朗文出版公司、拉鲁斯出版公司、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以及小学馆、斗山东亚出版公司等世界著名出版机构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版权贸易活跃，每年引进和输出图书200多种。

　　现在，商务年出图书800种左右，其中新书350种左右，重印书450种左右；此外还出版《英语世界》《汉语世界》杂志及《中国语文》《方言》等重要学术期刊20种，以及部分音像制品。据近几年开卷图书市场调查报告显示，在全国图书零售市场上，商务出版的中外语文辞书处于绝对领先地位。2005年全年出版码洋5.4亿元，利润超过5000万元。各项指标在全国综合性出版社中均位居前列。

　　可以说，经过改革开发20多年来的努力，商务印书馆现在已经成为风格比较突出、特色比较明显、文化底蕴比较深厚、发展势头比较稳健、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拥有独特地位、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一家著名出版单位。

　　商务印书馆现隶属于新组建的中国出版集团，正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和出版体制创新的机遇和挑战。

　　附录（二）：《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主创者陈原生平简介

图4：陈原先生

　　陈原（1918~2004）：？陈原1918年生，广东新会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193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1938年起，先后在广州新知书店、国际反侵略会广东分会、广西桂林新知书店、广东曲江反侵略会、桂林实学书局、上海和香港的生活书店、北京新中国书局从事编辑工作；1949年9月起，任三联书店编辑室主任；1951年2月起，先后任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国际书店副经理、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文字改革出版社总编辑、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1972年6月起，为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负责人之一；1979年10月起，先后任国家出版局党组成员，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总编辑、总经理；1984年起，任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用系教授；1987年11月至1989年12月，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兼党组书记；1990年起，任商务印书馆顾问。1997年8月离休。

　　陈原还先后担任过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长，世界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学会副主席，圣马力诺国际科学院院士等职务。

　　陈原是首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2004年，荣获中国韬奋出版荣誉奖。他有《陈原出版文集》《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辞书与信息》等学术著作，《我的音乐生活》《柏辽兹》《贝多芬》等译著，以及《陈原文存》《陈原散文》《陈原书话》等散文、随笔等共30余种刊行于世。

　　附录（三）：《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说明

　　选自商务印书馆官方网站《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2000年先后分九辑印行了名著三百六十余种。现继续编印第十辑。到2004年底出版至四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3年10月

　　附录（四）：《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进程

　　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五十种。

　　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二辑五十种。

　　198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三辑五十种。

　　198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四辑五十种。

　　198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五辑三十种。

　　199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六辑三十种。

　　199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七辑四十种。

　　199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精装本五十种。

　　200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汉译名著随身读》九种（后又出版一种）。

　　20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十辑四十种。

　　本案例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编辑出版案例库小组编写

　　谨向商务印书馆在案例编写过程中所提供的真诚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2008年1月

　　不朽的丰碑新闻传播学案例库编辑与出版子库